撰文 | 黄力, 杨永川, 唐志尧 

中国西南贵州省的务川县，是一个仡佬族和苗族的聚居县。这里有一家道观叫“文启阁”，四层高的木楼后面，一棵比木楼还高许多的楠木枝繁叶茂，仿佛护佑着文启阁，又仿佛被文启阁护在身后。

它大概400岁了。楠木俗称金丝楠木，是中国极其珍贵的用材树种，常被用作皇家宫殿的建造。楠木具有长期的采伐历史，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的红色名录中被评定为易危（Vulnerable），然而在文启阁，这棵古树却留存了数百年。

这棵楠木不是少数幸运儿，我们调查发现宗教寺庙保存古树的现象极其普遍。这让我们好奇：寺庙是不是真的保护了古树？为什么寺庙能够保护古树？而这又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什么启示？

  寺庙保护古树

文启阁的楠木，是2017年我们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调查古树的时候发现的。近10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量野外调查和数据整理，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范围的寺庙古树数据库，涵盖1324个拥有完整古树数据的县，包括5125处佛教寺庙（大概占中国34059座佛教寺庙的15%）和1420处道教道观（其中包括一些本土泛神寺庙，约占8342道教寺庙的17%）。

▲保存在贵州省务川县文启阁后的楠木古树，树龄约400年。图片来源：黄力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发现寺庙保存古树（树龄超过100年的树木）的现象确实在中国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具体而言，我们在6545座宗教寺庙中记录了46966棵古树，平均每座寺庙保存7.2棵古树。寺庙内古树的平均密度是寺庙外古树的7000多倍。

一些著名的寺庙甚至保存了多株古树，例如位于北京市的潭柘寺（约公元307年创建的佛教寺庙）保存古树178棵；戒台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初左右）保存古树88棵。许多不知名的小寺庙同样保存了丰富的古树，例如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城边的铁钉寺非常小（约0.03公顷），却保存了4株黄葛树古树（佛教圣树菩提树的替代树种）。

此外，这些分布在寺庙中的古树的树龄往往大于寺庙外的古树，年龄最大的树木超过了2000年。这与中国最早的官办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的建立时间（公元68年）相差无几，表明一些寺庙建造时，已经存在或者栽培的树木一直存活至今。

我们调查范围内的寺庙保护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61个珍稀濒危树种的5989株古树，其中甚至有8种树木仅仅出现在寺庙内，最具代表性的树种当属普陀鹅耳枥和云南梧桐。普陀鹅耳枥被称为“地球独子”，目前全球仅存一棵自然植株，即保存在浙江普陀山惠济寺中，树龄约200年。云南梧桐一度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但是在云南省的曹溪寺和正续寺中仍保存了树龄近200年的古树植株。

  宗教文化和古树

  不仅保护，而且扩散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典型佛教树种古树的分布范围远超出了其自然种群，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银杏。由于中国气候难以栽种菩提树，银杏成为了佛教圣树菩提树替代树种。这是一种著名的活化石植物，末次冰期（大约1万多年-11万年以前）后，银杏的自然种群仅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天目山和西南地区的大娄山等避难所。然而，银杏目前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的佛教寺庙中，其中包括大量树龄超过了1000年的植株。我们推测，可能大约2000年前佛教传播初期，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银杏从其仅存的几个自然分布地引入栽培，而后扩散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通常认为，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植物在古代中国难以大规模扩散，尤其是在西南地区，那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但实际上，佛教文化极大地推动了以银杏为代表的佛教树种在古代中国的大范围扩散。银杏之外，我们还发现20多种已经扩散到其自然分布区之外的树种，例如罗汉松、红豆杉等。

▲保存在西安古观音禅寺内的一棵银杏古树，树龄约1400年。图片来源：靳程

  文化的生态作用

我们调查发现，保存在寺庙中的古树具有非常高的物种多样性，包括534个树种。它们中的大部分是自然森林的优势种或者常见种。而在长期人类活动干扰地区，这些树种的古树却是最后的自然记忆。宗教寺庙为这些濒危树种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使其能够幸存下来，证明了宗教场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特殊价值。

实际上，文化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案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十分普遍，例如中国南方地区的风水林（fengshui forests）和埃塞俄比亚的教堂林（church forests）等。这些受到文化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往往具有很强的韧性，持续存在了上百年，即使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击下仍然保存良好。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实践蕴含了宝贵的传统生态智慧，充分认识文化和宗教在生物多样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可以为实现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建设生态文明指明方向。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