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今年五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德国的气候政策、经济战略及对华关系方面的走向预计将发生调整。

这一调整时值关键时期，对德国及其欧盟合作伙伴以及全球气候外交政策来说都至关重要。《巴黎协定》签署已有十年，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制定自己的2035年目标。然而，在美国退出该协定、西方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国际合作的基础并不稳固。 

七月下旬召开的中欧峰会 以及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EU-China High-Leve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Dialogue）将是中欧双方重新开展合作的重要机遇。往年，中美双边会议往往会为国际气候政策突破铺平道路。而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引发的地缘政治波动之下，中欧之间存在一个需要填补的领导力空白。七月的对话或将为各国即将在今年九月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新版气候目标注入亟需的动力。 

欧盟有望借此机会加大气候行动力度，但这也取决于新一届德国政府愿意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将如何重塑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能否争取到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制定一份更具雄心的2035年气候目标？同样悬而未决的还有2040年的气候目标。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提出要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从而到2040年使欧盟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90%。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夏季休会期结束后就该提案做出决策，而要取得积极成果就需要获得特定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

  德国新总理将如何影响对华关系？

在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的领导下，德国对华政策预计将再次发生变化。2005年至2021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任德国总理期间与北京培养了一种“特殊关系”，强调务实合作以及定期的制度性对话。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路线，同时谨慎地将“去风险”（de-risking）的理念纳入德国政策。来自保守派“基民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简称CDU）的默茨则表示将把“去风险”提升到新的高度。2023年，基民盟/基社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 e.V.，简称 CSU）议会党团发布的一份立场文件提出，要将保障德国工业竞争力作为德国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这表明，德国将在工业和贸易利益相关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与欧盟为保护内部市场和关键产业免受中国竞争压力而采取的广泛措施相呼应。 

然而，更为强硬的立场仍为务实合作留有空间，尤其是在德国工业与中国供应链和制造生态系统深度绑定的清洁技术等领域。在相互技术转让以及尖端技术投资方面，德国企业仍能从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获益。与此同时，德国工业界要求加强防御措施的压力正在增加。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机械工程联合会（Verband Deutscher Maschinen- und Anlagenbau）发布了一份立场文件，敦促政府和欧盟采取更严格的产业政策，以应对其眼中的“不公平竞争”。由此看来，德国可能会采取一种“双轨战略”，一方面更坚定地保护国内产业，另一方面在清洁技术等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保持合作开放。

德国大选后，中德首脑首次通话，强调了持续对话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气候变化是关键合作领域。此次通话表明，尽管在其他领域存在摩擦，但气候合作仍可能是双边关系中的稳定力量。上届德国政府2023年发布的首份《中国战略》也将气候合作定义为双边合作的重点领域。然而，该战略受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指出，这份由跨党派联合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战略耗费了太多人力物力，但却收效甚微，最终更像是一份立场文件而非真正的战略。不过，新一届德国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宣布，将“根据‘去风险’原则”“修订”《中国战略》。修订版将如何在气候合作与“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仍有待观察。 

默克尔时期标志性的中德政府间磋商机制将成为新一届政府对华策略的首个试金石。中德双边政府间磋商原则上每两年举行一次，参与者包括国家领导人及少数伙伴国部长级官员。2023年，德国时任总理朔尔茨曾在柏林举行过一次此类磋商。今年本应再次举行，如果这一传统在默茨任内中断，那么他的态度便不言自明。反之，他不仅可以延续这一机制，更可邀请法国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代表参会，使对话更具欧洲色彩。毕竟，法国近来加大了与中国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力度。

  德国新政府的气候政策

▲珍妮弗·摩根（右三）在2025年伦敦气候行动周主持活动。图片来源：对话地球

  中德及中欧气候合作前景

随着中德两国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领域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产业保护主义或者竞争力方面的论调日益抬头，气候议题在双边关系中或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并展开反补贴调查的背景下，商业争端或许会给双边气候合作蒙上一层阴影。这些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德国各部门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策略。 

德国政府在调整对华政策和气候战略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要应对绿色产业激烈的竞争挑战，另一方面还要推进国内外的气候协同行动。诸如前文提到的双边磋商所取得的成果——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对话（Dialogue on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等机制，确实为加强协调和增进理解提供了机会。在地缘政治紧张动荡的时期，与中国展开气候合作可能会带来意外的红利：一是即便在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外交渠道的畅通；二是能帮助德国工业参与到中国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领域的发展中去，如先进电池储能技术领域。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polarisation），全球气候外交也面临倒退风险，欧洲必须挺身而出。欧盟能否通过技术合作、标准制定和监管要求影响中国的气候进程，取决于高层的政治互动。7月的峰会为这种互动提供了一个关键机会。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它被中国视作加强中欧合作的关键对话者。德国需要充分利用这一角色，如支持欧盟，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召开之前，与中国达成强有力的气候联合声明。十年前，类似的中美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如今中欧协议或许可以重振世界对全球多边气候合作的信任。这份联合声明必须基于双方的脱碳承诺，并将2035年具有雄心的气候目标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新版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目标）。

随着新一届政府逐步站稳脚跟，德国与法国展开紧密协作或会成为关键一步。汲取法国于2015年担任COP轮值主席期间，在促成《巴黎协定》所展现的政治魄力和外交斡旋能力，将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同时，与欧盟委员会保持一致可以增强德国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推动具有雄心的气候行动。 

与中国共同制定富有雄心的NDC目标至关重要。过去十年，全球约90%的排放增长来自中国。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中国需在2035年之前减排超过30%。若欧盟希望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开展有效合作，就必须拿出出自身的雄心，按照欧盟委员会近期的提议，在2035年前实现76%减排，2040年前至少减排90%，并限制国际碳信用和直接碳移除的使用。

在今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之前，德国可在推动欧盟通过上述两项气候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只有在团结一致、坚持高雄心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欧盟领导人才能赢得足够的公信力，与中方在NDC目标和实施路径上开展协调合作。

  结语

在地缘政治格局动荡、气候问题迫在眉睫的时刻，德国有潜力成为中欧之间关键的协调力量。若能将气候领域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础，推动欧盟内部团结一致，并支持欧盟在COP30大会前拿出对等的气候雄心，柏林便能够为重振全球合作重新注入动力。 

与此同时，德国自身的气候策略也在发生改变。问题在于，这种转变究竟是意味着德国将坚定致力于发挥其气候领导力，还是意味着它已经悄然将经济竞争力置于环境责任之上。 

本月举行的中欧峰会正是检验这一潜力的良机。若能达成一份有力的联合声明，聚焦于加快提升2035年NDC目标的雄心、化解清洁技术领域紧张局势，并加强多边合作机制框架，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若推动得当，其意义将不亚于2014年中美联合声明，有望为全球气候治理开启下一个变革性的十年。 

德国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将取决于其未来几周的决策。但其中传递的信号已然明确：在全球气候领导力愈发稀缺的当下，柏林必须挺身而出——不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整个地球。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林孝蓓（Belinda Schäpe），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简称CREA）中国政策分析师，专注于分析中国的去碳历程，并为欧盟政策制定者提供对华外交互动方面的意见。 

■ 马丁·福斯，德国观察（Germanwatch）气候外交与合作政策顾问，关注中欧关系、德国在G7集团中的角色以及金砖国家和东盟等相关问题。

■ 芭芭拉·庞格拉茨，德国观察中德能源与气候外交政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