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做什么的？！”喊话的人手里还举起一把镰刀状的东西。

山村里本来就少游客和陌生人，更何况漆黑深夜里，一个人走来走去，像是偷东西的。雷萍连忙告诉村民，她是来看萤火虫的。好几年之后，这些经历都可以当作笑谈了，雷萍还是记得那些让她害怕又憧憬的寻找萤火虫的晚上。她经常一个人，只带着相机和红光手电筒，走入静静的夜里。风吹树林传来各种声音，有时还会突然下雨。

“迈进黑暗的第一步总是让人害怕。”雷萍说。直到她又发现了一片萤火虫的栖息地，看到可能是橙色、绿色或者黄色的荧光飞舞，“很美，像是满天繁星就在眼前。”

雷萍是广州一个萤火虫保护项目“萤火不熄”的发起人，参与萤火虫保护已近10年。促使雷萍等人关注、寻找和保护萤火虫的，不仅仅是萤火虫之美，也是萤火虫之殇。

捉、放萤火虫

全世界有两千多种水生、陆生和半水生萤火虫，中国有近200种。

历史上，中国人对于这种能发出冷光的昆虫偏爱有加，经常在诗句和文章里加以描绘，甚至还有“囊萤映雪”的典故鼓励小孩子努力读书。不过，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及周边，以及北方和东部的农村地区都难觅其踪。也正因为少见，商家放飞萤火虫以吸引关注，而个人购买和赠送萤火虫以交换浪漫和祝福。

▲在浙江省义乌市，萤火虫于夜色中光芒闪烁。它们在成虫后仅能存活几周时间，通过发光进行求偶，并尝试交配，随后便会死亡。图片来源：雷萍

商业放飞活动五花八门：楼盘开盘、公司开业、产品发布、婚礼、公园主题活动等往往需要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吸睛。而被装在玻璃瓶子里的萤火虫，在生日、七夕节（农历7月7日正是萤火虫飞舞的夏季）则作为礼物制造惊喜。

问题是，萤火虫从何而来？

萤火虫的幼虫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成长，成虫后依靠发光来交流和求偶，大概10天左右即走到生命尾声，不太可能满足大量放飞活动随时随地荧光飞舞的需求。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付新华，从2014年开始连续三年发布萤火虫活体贸易调查报告，发现被交易的萤火虫大都是来自野外捕捉，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活体萤火虫捕捉—收购—线上交易—线下大量批发配送—景区或公园内萤火虫放飞”的产业链。

在调查进行几年中，电商平台淘宝上就有几十家经营萤火虫的网店正在运作，每年有几十个城市举办商业放飞活动，而大量萤火虫在运输过程中死去。

雷萍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参与萤火虫的调查。和她一样关注萤火虫的生存和保护的，全国还有一些志愿者和学者，他们都反对大量野捕萤火虫的商业放飞活动。

多方呼吁下，2017年，淘宝发布公告，禁售野生活体萤火虫，也包括了声称人工养殖的萤火虫。

不过，直到今天，萤火虫的售卖和放飞活动依然存在。在网上，一直有购买萤火虫的渠道。例如在中国视频平台 Bilibili上，可以搜索到不少贩卖视频。几十罐萤火虫整齐排列，灯一关，荧光闪烁。这些视频大都宣称是养殖的萤火虫，但是具体细节欠奉。

环保团队“自然折叠”的嘉辞观察到：“大部分放飞活动很容易能看出萤火虫的来源是野外捕捉。”他认为，一些放飞活动使用萤火虫数量大，还要兼具观赏效果，而人工养殖萤火虫成本高，周期和种类限制极大，基本无法满足商业放飞用途。

  威胁重重

▲摄于广州的一只雄性拟纹萤（Luciola curtithorax），该品种在5、6月份广州的山林中常见，不过习性未知。图片来源：雷萍

雷萍发起“即将消失的萤火虫公园”（“萤火不熄”）项目，呼吁保护广州高速公路扩建影响的萤火虫，嘉辞及其团队也是核心成员。他们带领民众去看涉及区域里的萤火虫来唤起保护意识，对环评提出意见，还通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咨询政府。官方的答复是“环评报告中补充了萤火虫影响分析及保护措施”，及“要求施工单位深入调查萤火虫生存情况”。但是到2024年年中，他们还是没有看到任何调查结果，环评后续添加的萤火虫保护措施也非常潦草。同时，他们发现扩建工程如常施工，也没见到实施环评上所谓的“萤火虫保护措施”，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徐国瑞以萤火虫为指示物种来做土壤健康的调查时发现，长期在版纳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和当地村民都觉得，近20年来萤火虫数量显著下降。而这并不只是某一个地区居民的主观感受，他说，“萤火虫种类和数量大量减少是有调查和数据支撑的。”例如，马来西亚红树林萤火虫Pteroptyx tener 在7年间（2007-2013年）数量下降了38%，英格兰的萤火虫 Lampyris noctiluca 种群数量也在有连续观测记录的15年间（2001-2015）显著下降。

2020年，世界多个地区的研究者合作在《生物科学》（BioScience）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栖息地丧失、人造光以及农药，是萤火虫灭绝风险的三大主要威胁。而在不同地区，水污染、过度旅游、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等因素都会危及萤火虫的生存。2024年发表在《昆虫》（Insect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再次确认了萤火虫数量下降与这些因素有关。

徐国瑞调查中发现，萤火虫生活的疏林开阔地被不同程度开发，显著降低萤火虫数量。而极端气候频发，例如2024年版纳地区极端干旱，也导致萤火虫数减少，种群活动高峰推迟。

但是，比知道有威胁更可怕的，是我们对于现状所知甚少。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曹成全教授，研究萤火虫等昆虫多年。他说：“中国的萤火虫现状整体上比较悲观，个别地方比较好。不过，最可惜的是这只是推测。从来没有一个全国范围内或者主要栖息地省份的调查，全国性的没有，全省性的例如那些西南省份也没有。因为研究的人少、关注的人少、呼吁的人少，大家没有支持，就没有调查。”

  保护……了吗？

虽然少人关注，但是志愿者的呼吁，学者的调研和建言，终于使萤火虫纳入了法律的视野。

2023年，中国将11种萤火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名录”）。按照要求，人工繁育萤火虫需要办理备案。

嘉辞大学的研究方向是环境法学，想把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萤火虫等保护工作结合起来推动一些工作。他告诉对话地球，“‘三有名录’的保护力度较弱，在法律实践中优先级太低，加上证据收集难度大，社会关注度低等现实因素，如果有不规范的放飞活动，追责也非常难。”

曹成全教授调研时发现，即便被纳入“三有名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很多人并不知道萤火虫被列入“三有名录”，办理养殖备案的流程也不明确。他甚至认为列入“三有名录”本身也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征集物种名录的时候，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效果如何？这11种萤火虫是否是最应该首先被保护的种类？都值得细究和讨论。”

雷萍认为，中国对于萤火虫的保护还处在初期阶段，细节上欠缺很多。比如，“很多农村地区也开始做用于照明的亮化工程，这是很好的民生工程，但是没有关注到过亮照明的光污染问题。控制灯光角度和照射范围来减少影响萤火虫这些夜行动物，其实并不难做到。”雷萍补充说：“大部分萤火虫对于波长590纳米（nm）之后光的不太敏感，所以可以设计和使用专门的路灯。目前的道路照明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

  产业和人工繁育

一方面萤火虫生存状况堪忧，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和愈见稀少，公众对于萤火虫兴趣增长。保护、观赏、旅游、商业买卖，文化活动，及其背后的人工繁育技术、成本和产业化，都引发了关注者的讨论。

曹成全教授反对简单放飞，但是认为既然人们对萤火虫有很多需求，那么只有商业化才能更好保护。他用萤火虫农业带来的好处举例：“很多人知道萤火虫是比较环境敏感的物种，如果稻田、茶园里有萤火虫，说明生长环境不错，污染和农药都少，这就可以促进农产品销售。”

▲浙江省义乌市的一处森林型萤火虫栖息地。近年来，中国各地对这种昆虫的保护力度不断提升。在更南部的九龙国家湿地公园，当地开展萤火虫观赏活动，并倡导游客不要打扰这些昆虫。图片来源：雷萍

而更大的产业作用，在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目前也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地处华南的广州、深圳等地设立萤火虫夜观活动，将赏萤和自然教育结合。浙江省的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萤火虫分布面积200多亩，推出了不打扰、不捕捉的文明赏萤活动。四川省青神县举办萤火虫节，带动旅游。

不过，曹成全说，萤火虫文旅，想要达到一年多个季节观赏，不是只保护就可以做到的，而又不能大量野外捕捉，那么肯定需要人工繁育。

雷萍自己有养萤火虫。她说：“养殖萤火虫不容易，花很多时间和心力。需要十分了解所养萤火虫的习性。要给幼虫养食物螺，要换水。一场高温下来停电，可能就死去过半。清理食物残渣不及时，也易受真菌感染。”而仍有许多萤火虫的幼虫吃什么，我们至今未知。

也正是由于养殖不易，周期长，养殖成本高，养殖技术至关重要。曹成全的团队掌握至少5种以上萤火虫的养殖技术，可以实现一年多季节的繁殖，规模化之后成本会极大降低。现在与其合作的，大部分是想发展“夜间经济”的景区、商业公司和政府。

嘉辞说：“萤火虫文旅要结合自然教育、科普、生境营造和修复，全链条打通，其保护才能可持续地落在一个地方。”

“严格来说，萤火虫当然是要专门的栖息地保护，”曹成全说：“但是也要发展繁育技术。如果养萤火虫轻而易举，那么萤火虫还珍稀吗？还有人去野外捕捉吗？这个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它就是个甲虫，又不是大熊猫。”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昆虫数量下降几乎是科学界的共识，萤火虫并不例外。它由于发光而被人们赋予了独特之美，但是美学想象还需要从科学上、政策上和文化上加以保护，才能继续闪光、继续舞。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刘立灿是对话地球的中国顾问编辑，2023年加入对话地球。他在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工作多年。他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以及后果，也对公民社会、历史和科幻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