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姜梦楠
对话地球采访了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肖恩·基德尼（Sean Kidney），探讨中国绿色与可持续金融的未来。
▲中国的绿色金融正在走向国际化。2025年4月，中国在伦敦发行了首批主权绿色债券。图片来源：Li Ying / Xinhua / Alamy
自十年前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债和可持续债券的主要发行国之一。
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累计发行了5555亿美元的绿色、社会与可持续发展债券（合称“贴标债券”），以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上述数据来自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简称CBI）的最新中国可持续市场年度报告，该机构是一家致力于推动资本投向气候行动的非营利组织。
报告显示，绿色债券依然占主导地位，且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在2024年大幅增长，展现了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此外，中国的绿色金融也在加速国际化，今年4月已在伦敦发行首批绿色主权债券。
绿色与可持续债券市场只是中国宏大可持续金融版图的一部分，而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这一版图正在快速演变。对话地球采访了CBI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肖恩·基德尼（Sean Kidney），探讨中国绿色金融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为了文章的清晰和流畅，作者对采访内容作了删减和整理
对话地球：中国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在2022年有所下滑，但随后强劲反弹。是什么推动了当前的增长？
肖恩·基德尼：2022年的下滑反映的是全球市场的收缩。从绿债在整体债券发行中的占比来看，其表现还是很稳健的。随着市场复苏，绿债也成为反弹的重要组成部分。
▲肖恩·基德尼在孟买的会议上发言。图片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在中国，绿债的增长主要依赖三个因素。第一，新的绿色项目会产生融资需求。例如，一个光伏电站的前期建设通常依靠短期贷款，一旦投入运行，这些贷款便可以通过绿色债券再融资，从而获得更长期、成本更低的资金。
第二，绿色项目的范围不断扩大。重工业的低碳清洁转型（即转型金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提升气候韧性的相关项目如今也符合绿色融资条件。
第三，激励措施十分重要。早期增长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措施，例如通过批发贷款窗口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鼓励银行持有绿色债券。此后，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出台的监管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发展。
如今，中国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不断增强，正逐步向西方市场靠拢，即债券价格更多由投资者需求决定，而非政策驱动，这表明市场正趋于成熟。
未来可能会出台更多激励措施，其中一些只会增加很少的成本。例如，作为审慎监管措施，银行可能被要求将一定比例的债券发行为绿色债券，以降低在气候转型加速下可能面临的高碳资产贬值风险敞口。
对话地球：在扩大绿色目录方面，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已纳入转型项目和韧性项目？
肖恩·基德尼：今年7月，人民银行更新了《绿色金融目录》，迈出重要一步。此次更新主要是纳入了更广泛的气候减缓项目，即旨在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并支持绿色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预计未来还将出台专门的“转型金融目录”，在进一步扩大范围的同时，与现有目录协调运行。
这些目录明确了资金流向的重点，本质上可视为“未来的购物清单”。金融不仅能够反映变革，还能通过创造需求来加速变革。然而，真正的驱动力仍是可信的行业转型方案。目前，中国已有11个省份制定了转型计划，例如，占全球钢铁产量12%的河北省，已发布钢铁转型方案。
鉴于气候影响日益加剧，中国也有必要制定一套“韧性分类标准”。香港金管局在9月8日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2A阶段开展公众质询，由CBI担任技术顾问，应用气候债券韧性分类体系（Climate Bonds Resilience Taxonomy，简称CBRT）。未来大陆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韧性金融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前沿议题。
什么是韧性金融？
韧性金融是指帮助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抵御并恢复气候变化影响的投资。这类项目包括加强防洪基础设施、改善水资源安全、或支持气候韧性农业。
“韧性分类标准”可以界定哪些经济活动能够增强气候韧性。通过设定明确标准，它可以引导投资者和决策者将资本投向降低气候风险、增强长期稳定性的项目，包括社区和基础设施，以及依赖它们的金融体系。
对话地球：今年4月，中国在伦敦发行了其首批绿色主权债券。这意味着什么？
肖恩·基德尼：绿色主权债券如今已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领域，全球约有40个绿色主权债发行，且普遍超额认购。中国此次在伦敦发行了60亿人民币（8亿美元）的绿色主权债，尽管其规模相较于许多国内绿色债券并不大，但据报道其认购倍数高达7倍，且发行价格非常理想。
需要认识到，为降低风险，大型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保险公司）需要构建反映全球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投资组合。由于其规模庞大，这些投资者依赖整体经济的改善。尽管投资者通常偏向本土市场，但也会配置全球资产。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投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
由于资本管制，直接投资中国市场较为复杂，这使得海外发行的中国主权债券更具价值。中国主权债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供给有限，绿色债券更是首次出现，因此需求强劲并不意外。这种需求的结构性原因将持续存在。部分美国投资者可能会退出，但主要是出于规避政治风险，而非担心投资回报。
预计中国将迅速扩大海外绿色主权债券发行规模，到2030年可能达到约1000亿美元。这不仅能推动政府部门在项目合格性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也将形成基准收益率，为私人发行人定价提供参考。
对话地球：中国银行在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有时却因资助海外高排放项目而面临争议。如何看待这种差距？
肖恩·基德尼：这种差距自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以来就存在，该政策在国内执行严格，但在海外并未适用。监管机构解释称，银行主要遵循海外客户的要求，即帮助东道国政府或企业为当地项目寻求融资。中国的官方政策一贯是不干涉东道国的需求，因此也不会强加中国标准。未来，如果中国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东道国加强协调，中国资本有望在这些国家的绿色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浙江省台州市的一个光伏电站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会通过绿色债券进行再融资。图片来源：Imago / Alamy
同时，银行监管机构确实推动了海外绿色融资，促使一些银行在特定地区退出化石燃料贷款。但在同一家银行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仍存在做法不一致的情况。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例如，摩根大通同时经营大规模的化石燃料和绿色贷款业务。
归根结底，客户需求决定结果。客户越“绿”，银行的绿色业务就越多，因此银行应当积极支持客户的转型。一些国际银行（如汇丰和渣打）已开始行动，而中国银行业的态度尚不明朗。正如前面提到的，关键在于客户是否拥有可信的转型计划，而在中国，转型规划的制定还处于初步阶段。
巴基斯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部分煤电项目的贷款已出现违约。尽管当地建成了一些煤电项目，但仍然频繁停电。当地居民和企业越来越多地购买太阳能板（往往是中国产品，并由中国贷款融资）以保障自身供电，但这反过来削弱了煤电厂的收入。这表明中国在海外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不过，随着中国2021年对海外新增煤电项目支持的暂停令生效，这类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对话地球：2024年，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推出了《多司法辖区共同分类目录》。目前进展如何？还存在哪些挑战？
肖恩·基德尼：《多司法辖区共同分类目录》（CGT）基于2020年的《中欧共同分类目录》，旨在为绿色金融标准提供统一框架，帮助银行跨境运作保持一致，降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融资成本。CBI作为欧盟委员会DG Fisma 的技术顾问，代表欧方参与了CGT 的编写。这一标准还会不断发展，新加坡已经加入，我们目前也在与巴西接洽。
主要挑战在于欧盟在应用CGT方面仍存在障碍。在中国，符合CGT的项目即可视为符合《绿色金融目录》；而在欧盟，其分类体系绑定了许多欧盟特有的法律，外部机构几乎无法完全遵守。
另一复杂情况是，中国的分类目录尚未纳入“不造成重大损害”（DNSH）的条款，即不得损害其他环境目标，如生物多样性或水资源保护。而欧盟版本对此有大量规定。这种不对称使得双方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难以实现等效。
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我们正在开发一款互操作性工具，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COP30上发布，以便在CGT获得正式承认之前使用。
对话地球：中国预计很快会提交更新后的气候行动计划。您认为这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目标会有哪些内容？
肖恩·基德尼：我尚未关注最新NDC的具体措辞，但我预计其力度会更大、目标更具雄心。
有几个迹象表明了这一方向。习近平主席近期的讲话表现出了更广泛的雄心，提出要覆盖所有经济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纳入其中，这标志着中国气候行动和全球努力的重大进步。此外，前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气候谈判代表李高如今出任环境部副部长，这一高层任命也释放了强烈信号。
美国在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力有所退却，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发挥空间。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正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发展势头强劲，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电动车正在迅速普及，深圳、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能源效率也处于较高水平。
这些成就为更高的减排目标提供了基础。目前看来，中国的碳排放可能已在今年达到峰值，远早于2030年，并将持续下降。这将支撑更有力的NDC。
展望未来，NDC应当成为全球和国内投资者寻求全经济转型投资机会指南的重要基础。为此，CBI也在开发相应的支持工具，包括制定和评估主权转型计划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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