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COP29气候大会上提出的气候融资举措或将提升全球气候雄心。  

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中国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发言中将中国提供的国际融资定位为一种气候融资。这一声明以及中国随后采取的行动，标志着其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长期秉持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此后的六个月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大幅削减多项气候相关的资金机制，并全面发动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将自身定位为非传统气候融资贡献者的举动，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未来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转变立场的动因及其对其他发展中排放国的潜在影响，是未来气候政治的核心所在。除传统融资模式外，中国清洁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多为私营企业）正以更大的规模投资海外，包括新建产能。在全球气候行动和清洁能源转型持续面临威胁的当下，深入理解这些动态，或许能为提振气候雄心带来机遇。

  落实新的联合国目标

在巴库COP29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就清楚地意识到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为气候融资作出贡献，这也是此次会议上需要达成的一个新的联合国目标——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简称NCQG）的一部分。

然而，从巴库气候大会召开前一周中国生态环境部司长夏应显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来看，中国的官方立场并未因为这种压力而有所改变。

他阐述了中国立场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发达国家需依照《巴黎协定》带头调动资金；第二，发达国家要首先兑现已经承诺的在2025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捐资1000亿美元资金等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第三，必须以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为主，其他层面的资金为补充，包括来自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资金。

不过，在 COP29 开幕之际举行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World Leaders Climate Action Summit）上，丁薛祥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人民币，有力地支持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在提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时使用“提供和动员”这类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表述，而非“南南合作”。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该数字的具体计算方式，但据推测这一数字可能涵盖了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广泛投资，而不仅限于此前官方定调的12亿人民币南南气候援助专项资金。  

丁薛祥的这番话说明，中国对全球气候融资的贡献与许多发达国家相当，甚至更高。这也表明，中国可能已经具备能力和政治意愿，更加透明地展现自身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并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一转变有可能源于发达国家的压力，但中国在关键清洁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或许才是其底气所在。

这些公开表态预示着最终达成的“新集体量化目标”文本中可能暗含一些妥协，表明中国在积极地进行着幕后斡旋。

 什么是“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 

COP29达成的“新集体量化目标”核心内容见最终成果文本第7至10段：

 “穿针引线”

▲巴基斯坦中东部巴哈瓦尔布尔市（Bahawalpur）的奎德-阿扎姆太阳能园区（Quaid-e-Azam Solar Park）。该园区由中国兴储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建。2024年，中国企业投入约580亿美元建设海外新能源产品制造设施。图片来源：Zofeen T Ebrahim/对话地球

尽管气候脆弱国家在会议闭幕前几个小时退出了谈判，但中国还是帮助这项协议免于流产。当获悉印度可能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阻挠协议达成时，中国谈判代表在各小组间来回斡旋，以避免谈判彻底崩盘。最后主席一锤定音，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提出异议的喘息之机，中国代表团对这一结果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印度首席代表也随即发表了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在2021年的格拉斯哥COP26气候大会上，中印两国曾联手削弱关于煤炭的最终决议。但在巴库，两国在NCQG的最后博弈中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尽管发达国家和中国就“谁来为该目标出资”达成了妥协，但是永远无法回答另一个关键问题：该目标如何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这些国家曾主张扩大出资国的范围，把中国等国纳入其中，从而实现更高的融资目标。但最终目标中那区区3000亿美元根本不能体现资金来源的扩大，出资的仍然是那些原来受1000亿美元目标约束的发达国家。   

发挥气候融资的领导作用

虽然NCQG是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带来的忧虑下达成的，但未来出现政策倒退的程度尚不明确。除了预料中的退出《巴黎协定》之外，特朗普还取消了所有气候融资，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并且阻挠多边机构的气候贷款，同时还敦促其他国家减少援助，把资金投入国防。在各国肩负着落实新集体量化目标的重任、而全球气候治理又倒退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将决定中国在填补全球气候融资缺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呢？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围绕多边主义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格局将如何演变发展。随着美国中止支持、以及多边气候融资遭遇冲击，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压力去承担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需求。气候脆弱国家是会更加强硬地要求发达国家弥补资金缺口，还是推动中国、海湾国家等非传统出资国来承担更多责任，都有待观察。

初步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对在巴库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行动持谨慎态度。除了丁薛祥副总理的发言之外，中国尚未将融资贡献明确写入官方文件，如2024年底提交的首份《双年透明度报告》（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不过，中国在四月底表示，“将大力深化南南合作，继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其现有的一些备受瞩目的项目也进展缓慢，例如，2.07亿美元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为止仅对相关项目投入了120万美元。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会填补美国国际开发署留下的空白，但更有可能的是，其行动将仅限于与自身优先事项保持战略一致的领域。

即使没有明显的政治信号，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也可能在两个领域增强其影响力。首先是中国多边开发银行的出资规模已经从2017年的约12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近40亿美元，而2013-2016年间其年均出资额仅为约5亿美元。随着新集体量化目标开始追踪这些资金，尤其是美国对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贷款的支持前景未明时，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多边开发银行的出资承诺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清洁技术行业正大举投资海外的工厂和项目。它们既能扩大清洁能源规模，又能创造本地就业、促进发展。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新能源产品制造设施建设的承诺投资额达到约580亿美元。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经济更深层的结构转型：新能源行业（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增长引擎，2024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

这些投资已经在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NCQG未必会追踪这些投资的气候和经济效益。关注清洁能源领域实力的动态变化，可能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所做的贡献。

除了自身行动，中国还有机会激励其他非传统出资国。一个方法是牵头成立一个类似于“高雄心联盟”的新出资国联盟，共同实施新集体量化目标。此举既能扩大资金总量，又能为那些不愿单独采取行动的国家提供掩护。考虑到巴西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主办金砖国家峰会以及COP30气候大会，它或可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的1000亿美元目标在当时确实是创新理念，但却因全球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而难以落实。归根结底，无论是谁赢得这场“谁来买单”的政治博弈，气候变化的影响都一视同仁。面对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中国有机会推动NCQG取得更大的成功，并帮助维护《巴黎协定》机制。中国是否作出这一决定，将成为全球能否筹集所需资金、避免气候变化最严重后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罗思瑞（Kate Logan）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国气候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