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即使是栖身在保护区内的江豚，也难以躲避栖息地丧失与人为干扰的威胁。  

袁文斌的童年是跟着爷爷在渔船上度过的。他家住在江西上饶余干县，贴着鄱阳湖岸。

夜晚，他喜欢趴在船沿，举着手电筒跟水下的鱼儿玩捉迷藏。那时，鄱阳湖湖水十分澄澈，一束光打下去，两米深处的小鱼虾都能看着。

有时，爷爷会跟他讲长江特有古老物种–白鱀豚和江豚的传说。他说，鄱阳湖里还有大量的候鸟和江豚，与现在的环境相比，“简直无法想象”。想不到近半个世纪后，自己要担起巡护江豚的角色。

2000年左右，面对白鱀豚的种群骤降，并去向功能性灭绝，一度“数也数不清”的江豚也引起关注。2006年的长江淡水豚科考证实了这场危机，当时统计的江豚数量为约1800头，相比1991年下降了约一半。六年后的科考中，此数字继续下跌，直到2022年才回升至约1249头。但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江豚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的状况。

早于1990年代初起，政府已在长江流域建立重点保护江豚的自然保护区，并陆续扩展有关工作。不过，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去年12月发布的研究发现，有些淡水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未如理想。 

▲袁文斌在余干康山大堤水域江豚湾巡护时观察到江豚出没。图片来源：袁文斌

研究员表示，2006年到2017年间，研究中的保护区区内江豚丰度下降（即单位面积内的江豚数量减少），而下降速度比非保护区更快；保护区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容易沦为“纸上公园”（paper park），意指保护流于纸面，实质效用不大。

参与该研究的专家与保护江豚的前线人员向对话地球分享了就地保护江豚的难点，并给予加强保护区成效的建议，以免江豚重蹈白鱀豚的覆辙。

什么是就地保护？

“纸面上的保护区”

▲在鄱阳湖上的运砂船。鄱阳湖一度是长江采砂重地；有研究表示采砂活动会影响湖中底栖生物。图片来源：嘉辞/ 自然折叠

不过，水生所发布的研究表示，由于执法力度不足，部分保护区成立后，内部非法活动仍然活跃。

该研究针对长江中下游湖北省宜昌市至江阴市长1500公里的部分，分析了六个淡水保护区与非保护区范围的豚丰度和栖息地状态。它指出，城市活动干扰、农业扩张、河漫滩严重退化都与保护区里的江豚数量大幅下降相关。

论文说，如果没有有效执法，这些合法设立的保护区可能会沦为“纸上公园”，保护效果甚微。

研究没有包括鄱阳湖，但在湿地研究者、非营利组织“自然折叠”的创始人嘉辞看来，鄱阳湖的江豚保护区正是一个典型的、存于纸面上的保护区。他向对话地球说，他曾多次前往鄱阳湖区域进行调研。他资料搜索时，发现难以找到负责江豚保护区的单位介绍。

事实上，《南方周末》2017 年报道，该保护区设立以来，一直没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和专用的经费，只由江西省农业厅下属渔政局管理。据对话地球了解，2020年，保护区被江西省林业局接管后，仍面临欠专门管理机构和经费不足的问题；《经济参考报》2021年的报道表示，保护区巡护人员更因而丧失渔政执法权。

去年，该保护区管理不力的情况受到通报。生态环境部点名指出，鄱阳湖禁捕和江豚保护不力，发现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内用抛网进行捕鱼。另外，在距离保护区核心区的2.7公里外，更有疏浚船违规在鱼类繁殖期期间作业，两次发生漏油事故。

巡护人手不足违规行为难禁

每天早上7 点前，袁文斌准时上船，在余干县江豚活动的湖区巡护。

▲袁文斌（左）以自拍定时的方式把他与队员在鄱阳湖巡护的点滴记录下来。图片来源：袁文斌

到丰水期，江豚移动得更远，他便跟着开到隔湖相望的都昌县，来回花近4小时。其间，他会清理捕鱼作业残留的地笼网等渔具，并巡查是否有垂钓者。每周，他还会挑天气最好的时间监测江豚数量。

有时，因人手不足，他们会无法及时响应违法行为，或救护受伤江豚。袁文斌表示，鄱阳湖禁渔后，垂钓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江豚很难察觉断在江里的鱼线。袁文斌表示，就像人在林子里走路遇见蜘蛛网一样，江豚一挂上鱼线就难以挣脱，甚至被它刮破皮肉，发炎化脓，危及其生命。

他说，“你在这里安排人手，他从那边来。那边安排，他又从别处进来了。”由于巡护员没有执法权，他还需要联络渔政人员来执法。

予保护区更强的保护

保护区管理资源，与其保护级别有莫大关系。

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2012年主持编写《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时，就提出了鄱阳湖保护区的现有级别偏低，难以担负作为重要栖息地的重任。

▲在鄱阳湖保护区竖立的告示表明区内禁止捕捞、开采与排污等行为。曾到当地调研的嘉辞表示，他难以找到负责江豚保护区的单位介绍。图片来源：嘉辞/ 自然折叠

王克雄向对话地球说，“当时我们觉得鄱阳湖占据江豚的半壁江山，总共是1040 （头），它就有400多头了”，但保护区仍仅属于省级自然保护区，“显然不匹配，就想把它升为国家级的”。

另外，他认为，保护区应建立层级更高的专门的保护机构，提高其管理效率。

升级可以让保护区在资源上获得更多支持，缓解地方压力。按相关政策，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地方各级保护地则由地方承担支出。

这十年间，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一级，但鄱阳湖的保护区升级尚未实现。 

保护区划定

江豚分布格局一直在变，淡水保护区要发挥其功效，也需要充分考虑江豚迁移的习性。

但水生所去年发布的研究指出，保护区未能覆盖不少江豚频繁出没的地区，包括一半的江豚高丰度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中等丰度地区。

参与了该研究的王克雄说，这部分是因为当中三个保护区是原为白鱀豚而设，当初非完全为江豚需求考虑。他表示，“当时实际是把白鱀豚自然保护区变成了江豚自然保护区，当然原来这些保护区里也有江豚...只是说它不是最核心的保护对象”。

他曾在《行动计划》提出，把江豚分布密集的区域，如湖北鄂州至安徽安庆江段，以及鄱阳湖八里江水域划入保护范围。但他说，碍于地方政府支持有限，新建保护区仍未落实。

研究也建议加强保护江豚数量中等偏高的区域；除了新建保护区，按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相关部门可在非保护区，划定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并限制栖息地内的航行和航道整治工程，与现行保护区措施相辅相成。

有地区组织也在尝试以其他方式增加就地保护的弹性。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姜盟表示，近年来他们也在摸索能否在保护区之外，但生态功能明显的地方，划定一些“保护小区”；在区内实施巡护监测工作，回应重点种群的保护需求。  

总体而言，王克雄认为自然保护区对江豚保护，尤其在约制人为活动上，发挥了较积极的作用，惟保护区需要及时顺应自然变化调整重点范围。

而对于流动的保育来说，丰富的在地经验十分重要。袁文斌做了八年的江豚保护，对鄱阳湖江豚了如指掌，光坐在家里，就能大概猜到这一天江豚又到哪里活动了。

尽管成为了余干县的护鱼员，他仍保守着自己作为志愿者的角色，在鄱阳湖全域活动，“江豚跑到哪儿，我就去到哪儿。”

他希望更多人可参与守护的工作，“江豚最好的保护，还是得靠人来守护。”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