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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垃圾僵局”

21.07.2014

张春

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因邻避运动停建停运者众多,但新的污染控制标准并不能化解焚烧厂和公众的冲突,二者的对峙陷入僵局。

中国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仍以填埋和焚烧为主,而不是通过分类、回收重利用等前端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图片来源:Lu Guang / Greenpeace

 7月1日,中国开始执行号称“最严国标”的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但是,支持和反对焚烧的专家,都不认为技术和标准是焚烧厂不受欢迎的关键所在。新《标准》并不足以让焚烧厂和周边民众和解。

在广泛而频繁的邻避运动下,垃圾焚烧厂的发展陷入困境,垃圾焚烧和公众的对峙也成僵局。这僵局,需要更高的管理思维来破解。

技术是个伪问题?

中国的垃圾焚烧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首部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但因为废气废渣的排放控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深受其扰。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邻避运动 (Not In My Back Yard,意指“不要建在我家旁边”)此起彼伏。

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新《标准》将争论最大的二噁英(一种高毒化学物质)排放标准由1ngTEQ/m3改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重金属等其他标准多比现行标准严格30%。

但是,专家认为标准和技术不是主要问题。支持焚烧的专家认为原标准就足够保证安全,提高标准的一大功用是安定民心;反对焚烧的专家,则认为更大的问题出在垃圾焚烧这种思路和糟糕的管理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支持焚烧,他同意新标准利于规范焚烧厂建设,减少排放,对环境保护也是有益的。但是,他也对中外对话说:“1.0的标准其实已经对周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0.1的全球最严标准,中国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可以达到的。”

“垃圾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问题。”他说。

郑明辉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二噁英类污染源清单调查特聘专家,他到多个垃圾焚烧厂实地调查并与公众沟通,发现他们只是单纯反对焚烧厂建在自己家旁边,并不关心废气是什么。因为垃圾焚烧厂当前的形象不好,一旦在某地建立厂,必然伴随着周边居住环境下降和房价下跌,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聂永丰也支持焚烧。作为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也认同垃圾问题是众多社会矛盾的一个反映。他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房子里有上半辈子的积蓄和下半辈子的奋斗。他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它贬值。”他认为这是广义的管理问题。政府应该做提前规划。

反对焚烧的陈立雯,对管理的意见很多。不过她主要的意见,是针对垃圾焚烧这种末端处理思路。在她看来,科学的垃圾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陈立雯在NGO自然大学的垃圾学院工作多年,一直致力于推动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的公开。早在今年6月,《标准》修订版发布不久,她就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文章评析新标准的不足,包括允许一般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污水处理厂垃圾入炉焚烧,对二噁英、重金属的监测频率不够,含有大量重金属和二噁英的飞灰、底灰处理方式不公开等。

垃圾焚烧厂的风险很大,中国当前还存在监管漏洞大、信息公开不足、技术应用囿于资金短缺常不到位等问题。陈立雯对《标准》的意见,体现了这些方面,她也因此对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污染控制的信心不大。

她提倡的是“垃圾管理”的思路——通过分类、回收重利用等前端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而不是只考虑填埋和焚烧这样的末端处理方式。

中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和后来的焚烧。分类和回收工作一直比较落后。陈立雯不同意这个处理思路,但是目前中国普遍如此。“垃圾只会越来越多,填埋和焚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说。

邻避无解?

近年垃圾焚烧厂和公众的冲突在中国时有发生,在“运动”规模很大、公众意见坚决的时候,政府常常会放弃修建或停运垃圾焚烧厂。长期的对峙,既耽误了垃圾处理,增加未来的处理难度和成本,也终将妨碍居民的生活。

江苏无锡花费15亿建造的垃圾焚烧厂,因为邻避运动至今已被关停3年。无锡市每天产生3千多吨垃圾,已有的两座焚烧厂只有2千吨的日处理能力,一座填埋场即将填满废弃。多出的垃圾何处去,还没有答案。

北京的问题更严峻。有两座焚烧厂因为邻避运动至今未建成的北京,每天产生约1.84万吨垃圾,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只有1.04万吨的处理能力。目前垃圾处理以卫生填埋为主,每年消耗土地500亩。超负荷运转的填埋场使用寿命降低,污染控制难度也加大。

一直研究固废处理的聂永丰是支持垃圾焚烧的。但是他对垃圾邻避的发展趋势不乐观。

他提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例子,担心中国可能会演化成那样的结果才会好转。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垃圾只能在本区消化,不能运送到国内其他区域处理。由于公众反对垃圾焚烧,那不勒斯城的填埋场满了以后,垃圾无法处理,超过10万吨生活垃圾长期堆积在街道上,政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两度出动军队帮忙清理城市垃圾,运送到德国去焚烧处理。

这可能是最悲观的结局。但是,有没有一种更高明的视角来打破僵局?

除了陈立雯的垃圾前端处理思路,郑明辉和聂永丰也对中外对话讲了自己的看法。

郑明辉提倡社区补偿和回馈机制——对于反对建厂的公众,政府要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可以修建公园一类的公共设施,抵消焚烧厂的负效应。这种做法在台湾得到广泛推行。对于反焚烧的学者NGO等,则需要专业人士去深入交流。

聂永丰则认为公众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分担,因为公众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处理的受益者。他对中外对话说,国外一些地方,在建立垃圾焚烧厂的时候,政府和民众都需要出钱,政府多出,民众少出。一旦成本升高了,大家都需要考虑继续投入问题,并最终达成妥协。他说,“如果公众只会提意见,不做出相应的妥协,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但是,包括陈立雯的前端处理思维在内,这些建议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说服公众,二是政府是否有解决问题的主动性。陈立雯说,广州李坑、武汉锅顶山等很多的垃圾焚烧厂出问题,公众要求政府出面解决时,却“没有一个部门出来说话”。

正如聂永丰并不认为他提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因为目前“在中国国内就无法形成一种对话和协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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