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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致企业走向衰亡

    阿尔加·瑞斯

 

    25.11.2013

绿色和平组织前负责人保罗·吉尔丁阐释为何一些非可持续的产业将会在未来十年中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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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最大机遇。图片来源:Jason Zhang

本访谈首发于“生态商务”,这是一家立足于亚太、专注于可持续商务的传媒企业

阿尔加·瑞斯(阿):三十多年来你一直试图改变世界,但可持续性在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刚刚起步。当年是什么让你开始这份事业,你又为何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保罗·吉尔丁(保):我想这和多年来,我从气候变化科学以及风险和资源限制中看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即我们人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我的动因更多的并非保护环境(尽管这很亟需),而是维护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保护自然是我三十年前的动因,保护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则是如今的动因。其中的重大区别在于如今有更多更为紧迫的事情。

阿: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我如今将注意力集中在商界的原因是,我认为商界是最大的障碍,但也是最大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与商业联系起来,就难以成功,因为商业在社会中的力量和对政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有了商业的支持,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达成目标。我们面前的挑战决不是无法逾越的,我并不是故意把事情说的很容易,它们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与商业结合则是战胜挑战的良策。

阿:全球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

我们处于一个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时代。直到今天,对商界领袖们来说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还只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他们只有自己选择了才会这么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让他们感觉良好,或者有助于博得好名声。但他们并不需要通过参与可持续发展来促进其在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在这个正在来临的新时代里,我们却需要这样做。如果你不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中,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这一重大的经济转型,那你就不可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理念,也是我们如今正在看到的一大变化。

我们讨论的是一场经济转型,而当经济发生转型的时候,不同的行业就会有兴有衰。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些大企业和我们“告别”,而另一些企业则必须有所创新。

阿: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行动中了吗?

我想它们都参与到对话中了,它们都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履行,没有意识到社会责任与商业成功之间的关联,没有把它作为机遇的所在。我们努力让企业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商业问题,竞争力问题,决定成败的问题 。

阿:我们如何区分他们究竟是在做实事,还是仅仅在“洗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在于要看他们是否把可持续性贯彻到产品中去了,或者是否对可持续性有所投入?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生产的商品,以及生产过程?他们的行为是否有益于社会?肩负社会责任是好的,但并不是说企业在挣钱的同时顺便做好事,而应该是企业做好事进而带来经济效益。企业的成功必须由后者来驱动。

阿:在你广受好评的《大分裂》一书中,你谈到了全球危机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你能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吗?

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以及我的认识就是:只有发生经济灾难,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开始改变,我们才会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责任问题来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当经济受到影响时,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因此,我全面观察以了解事情的态势,它会如何发生。

阿:你还提到了这将呈现出人类最好的一面,以及这如何变成一个商机。你能解释一下并且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这个领域很容易对前景感到沮丧。他们消极的认为社会的反应过慢,认为未来的情况将会很糟糕。对此我能理解,因为这正是科学告诉我们的:我们目前所走的路径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人们忘记了这恰恰是人类行为的正常模式。我们总是喜欢尽可能地拖延行动,直到危机降临才会作出剧烈反应。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形势感到乐观的原因。一旦我们用心对待了,就会非常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我认为二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充分体现了行动晚了但行动有力一直都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从当今的经济中找一些例子。比如太阳能产业在全球各地的热潮已经有目共睹,在美国和中国出现了产值达到5亿的太阳能企业,它们就是明天的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是个很重要的例子,因为它意味着可持续转型中的赢家将会是新企业,而老企业将无法做出够快的反应。

这也正是经济史所展现的:旧的企业衰亡,被新企业取代,而处于新旧之间的企业则不断变化。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非常老的企业,比如已经有200年左右历史的杜邦公司。但常见的情形还是这些企业衰亡以及被取代,市场和商业之所以是驱动变化的良好机制,原因正在于此。

阿:作为一位澳大利亚人,你如何评价最近澳大利亚新政府关于气候变化所做的政策转变?

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澳大利亚新政府的气候政策变化与上届政府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拿爬楼梯来比喻的话,新政府在第二级,老政府在第一级,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在第十级。

没错,新政府的政策不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确有所后退,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没有一个人积极地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包括上届政府。

没有谁在讨论停止煤炭使用,没有谁提到把世界所有汽车都电子化,也没有谁说必须对食品系统进行政府干预以确保粮食安全。但我们应该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我之前在新加坡,向参谋长们介绍了气候变化和资源限制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它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政府行动一直都严重滞后,因此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变化并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一些国家政府的行动引人注目。中国是一个榜样,政府正在认识到错误行为的经济影响。德国则是另一个榜样,政府制定了宏伟的计划要转向可再生能源。还有一些很好的例子,那些国家的政府正在采取行动而且比其它国家做的要多得多。而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在这些领域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阿:在气候谈判中,一些国家说这些老牌发达国家要为大部分造成气候危机的排放负责。那么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呢?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其中有两点假设是错误的: 行动是可选择的,即我们可以选择行动或者不行动;采取行动是件坏事。但是,如今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已经出现了相反的证据,表明这不仅是一个必要的行动,而且是一项对自身经济有利的行动。

因此,我认为上面这种“你不做,我也不做”的说法正在放慢所有人的行动,这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是不利的。我们行动得越早,行动成本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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