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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中国环境事件的“调停者”

      徐楠
 
      24.06.2013


当传统媒体因为压制而不能发出声音、而民众只能依靠社交媒体传播诉求时,事情向暴力化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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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由中外对话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共同主办,
包括部分获奖者在内的4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图片来源:中外对话 

 

“如果给予传统媒体更大的理性分析空间,无论四川钼铜事件还是启东排污口事件,事情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6月6日,在中外对话举办的“2013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研讨会上,《南方周末》绿色新闻板块总监朱红军这样概括他对2012年环境新闻的感受。

他提到的四川什邡钼铜事件和江苏启东排污口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夏天的两起重大环境群体事件,两个相关工程项目最终停建。在四川什邡,有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在江苏启东,警方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但市民冲击了市政府大楼。政府被动出面回应、民众行为的暴力色彩加剧,是这两起事件的显著特征。

包括这两起事件在内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每一次都是一场“微舆论风暴”。社交媒体兼具广泛传播者和行动动员者的双重角色。今天在新浪微博搜索“启东事件”,有 459,792条结果;“什邡事件”的搜索结果是726,768条。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在新闻管控之下几乎集体失声。

中外对话与《卫报》刚刚颁发的最佳环境报道奖中,《南华早报》发表于《什邡冲突背后的官商瓜葛》,获得二等奖。作者何光伟并非《南华早报》记者,他作为特约撰稿人、为香港媒体完成这篇报道。同时,这也是本次唯一一篇以2012年重大环境公共事件为题材的获奖报道。《南华早报》编辑先是从何光伟的微博中发现线索,随即向他约稿。

正像朱红军说:“2012年最重要的特征是环境事件频发,但传统媒体几乎没有话语优势。”

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在研讨会上说,中国的公共决策常常是应急决策,环境因素经常被拖在后面,等到出事儿了急着做决策。他由此提出:“在传播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把利益相关性在适当时候进行有效告知?”

基于最近的研究,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在研讨会上说:“我们发现传统媒体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曾繁旭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在环境事件中民众和政府持有不同的两种话语,它们是非常断裂的。典型的政府话语包括:经济发展很重要、为此值得做出牺牲和妥协;技术已经发展得足够现先进;政府值得信赖,决策环节都足够科学。而典型的自媒体话语包括:技术最终是由人来运转的,所以技术本身有风险;决策程序存在较多问题,等等。

曾繁旭认为,此时,传统媒体有可能扮演一个角色,促使双方的话语纳入同一个平台,最后有可能促成政策的改变。

他们分析了近年邻避运动中的失败案例,比如彭州PX事件、南京和青岛的石化项目,发现其共同特征是本地官方媒体发声居多,民间的声音难以传达出来,外地媒体对技术的风险和民众沟通问题有所提及,但报道没有持续性,所以没有足够的压力促成双方对话和沟通。而在政府做出了改变的案例中,多半存在双方“把话说到一起去”的过程,比如北京六里屯反对垃圾焚烧的项目。

曾繁旭认为,当传统媒体因为压制而不能发出声音、而民众只能依靠社交媒体传播诉求时,事情向暴力化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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