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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排:冒进只会倒退

徐楠

张春

18.02.2013 

抛开谈判桌上“应该减多少”和“可以减多少”的政治博弈,中国减排的实际能力和潜力该如何评估?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接受了中外对话徐楠、张春专访时说,冒进只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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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有一些错觉,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邹骥说。(图片来源:sandandtsunamis

中外对话:在过去十年,中国自身经历“十五”、“十一五”两个重要的五年计划时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经历过一个怎样的角色变化?

邹骥: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的缔约方大会,这是中国启蒙、初步参与的阶段,中国的角色主要是追随和跟踪全球进程。

从1995年谈判进入更加实质性阶段开始,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是中国从适应、熟悉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回应其他国家要求。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时,中国媒体的普遍反应是说“NO”,对很多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表示拒绝,这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留给其他国家的深刻印象。

2007年以来,中国越来越主动,进入全面、积极参与的阶段。

其中最主要的背景,除了低碳发展要求已经成为全球明显的大势所趋,更重要是国内背景发生变化。在“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爆炸性增长,能源消费增长、电厂投资和排放增长的速度,都是惊人的。十年前,中国的电力装机容量不到五亿千瓦,而现在是十几亿千瓦,六、七年时间里的增长,相当于1949年以来50多年累积的装机容量。

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和国情专家大惊失色。一个以火电为主的国家,数亿千瓦的装机容量要靠煤来支撑,大小煤窑开动,全民挖煤,约一半的铁路运输负荷和周转量都在运煤。这是一幅什么景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原油出口国,到现在原油依存度接近60%,无论从油价、经济成本还是能源安全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增长的空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中国开始反思。要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跃迁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最关键就是2050年前的这几个十年,现在还没有把握说一定能达成那个目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沿袭现在的发展方式,把握是非常小的。

归结起来,中国的变化是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这是十几亿中国人的前途、根本利益所决定的。而且中国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此予以了确认,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行动是有目共睹的。

中外对话:对一个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的大型经济体来说,降低排放决非易事。国际社会的期待是给了中国更多机会、还是已经超出中国本身的能力?抛开谈判桌上“应该减多少”和“可以减多少”的政治进退,中国的实际能力和潜力到底该如何评估?

邹骥:中国有一些有利因素,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供的调整机会。还有,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过去不可以想象的制度措施、研发投入等等,现在成为可能。

另外,虽然世界格局依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谈判力量在上升。

但是同时,不利因素也很明显。

国际社会有一些错觉,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这有可能让中国承担与其自身能力不相符的国际责任。中国办了奥运、发射了神州九号,但北京的CBD和上海的陆家嘴不是中国全貌,中国还有几亿农民没有解决基本保障,医疗、失业、养老的基础薄弱,还有很多中国百姓享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中国人均GDP只排在全球90多位。全面地看,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重大的不利条件,是资源禀赋。

巴西90%的能源来自水电,这是基础自然条件决定的,何等幸运?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如果煤炭可以被油替代,排放就能减少三分之一;如果被天然气替代,排放能减少三分之二,但中国最主要的资源是煤炭,其他能源类型都很有限,依赖进口显然不现实。通向清洁能源的挑战非常大。

同时,几亿农民进城、教育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生活还得改善,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争议的事情。

就中国国内而言,有两种危险倾向值得警惕:一是抱着传统方式不变,另一种就是急于求成、用大跃进的方式搞低碳经济,错误判断中国的定位和技术水平。

中国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冒进只会耽误低碳发展。

中对对话:中国会不会走出一条与库兹涅茨曲线不同的道路?

邹骥: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下,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是很难把排放量降下来的。现在全球新增的排放量每年有70%来自中国,对中国的压力、呼声、期望一直都在上升,但应该看到:中国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欧盟在这条曲线的右边,已经过了它的峰值。两者所处的阶段、排放类型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比的。中国的高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对应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投资;欧盟的排放主要来自建筑、交通,对应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消费。

法国在人均排放最高的时候接近19吨,德国曾接近15吨,谁都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历史,不可能让中国的人均排放值从7吨开始划一条直线,直接进入下行通道。这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日本、澳大利亚的人均GDP达到四万美元,排放都还没有达到峰值,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五千多美元,曲线还在上行。

中国有把握在低于美国和欧盟的历史水平上实现峰值,但即便人均排放的峰值是10吨,相当于130亿吨的总排放值,还是超出我的想象范围。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

中外对话:从历史角度看,当年欧洲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有效地实现了排放转移,而今天这个路径已经不可重复。那么中国的减排空间在哪里?

邹骥:技术进步。中国减排的主战场还在能效。

我们运用能源经济学原理的卡亚分式做分解,主要从人均GDP、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排放强度、单位能耗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人口几方面做分解,它们共同决定排放总量。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口还会增长,尽管涨幅很小,人均GDP所依靠的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还得增长,目前的现实是投资促动的成分更大,但消费促动同样会带来交通、建筑等方面的排放和能耗提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直是促进服务业增长。但如果是通过交通部门、物流业的服务,也是增排因素。整个服务业的碳排放水平相对较低,但这样的产业结构是以GDP水平为基础的,这不是数字游戏。

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低端和高端之分,做低端就是排放大,赚钱少,高端就是排放小,赚钱多。所以技术的重要性再次凸现出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还要搞,城市化还没有结束。什么减排最容易?一夜之间回到农业社会!但这样的低碳是不可能的,只会制造出更多贫困人口。国际社会的有些期望过于简单化。中国还要解决几亿农民安全饮水的问题,要确保中等震级之下百姓的房子不塌。更多的钢筋、水泥就是意味着更多能耗,这是最基本的背景。


另外,欧美社会的高能耗生活方式示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带有优越感、主导性的人群,他们的文化在教育发展中国家的广大青年,这些青年就是未来的消费者、经理、董事和教授。他们每天看着宝马、大房子、SUV、高消费的广告,认为成功就是这样。

要改变今天的局面,必须是全球同步行动,转变生活方式。不管出于历史还是主观原因,如果自我定位为高尚、优越、被别人模仿,那么就更有责任做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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