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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治理才是“治水之道”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5133-Water-transfer-projects-essential-says-Chinese-scientist

徐楠  张春

 

在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开幕之前,徐楠、张春代表中外对话专访了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夏军。作为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对中国水情及其面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必须协调、平衡好它们的生态影响。不修大坝水库,能存储调节么?”

在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开幕之前,徐楠、张春代表中外对话专访了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主席夏军。作为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对中国水情及其面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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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对话:中国的水资源的基本特征是总量充足分布不均?

夏军:总量不一定充足,在全球总量排序中位次还算靠前,但人均就差多了。中国人口多,尽管这些年经济发展在全球还算不错,深层次问题现在还是比较多。

中国处在季风区,一年中的降水量集中在汛期,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非常强。区域结构产生水资源的矛盾,因此常见南涝北旱。华北和东北出产全国三分之二的粮食,一马平川,光照条件好,但偏偏缺水,水土资源配置不好。气候变化又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这些矛盾。

因此,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比较复杂,面临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中外对话:围绕近些年来广泛的调水工程,这几年有较多社会关注甚至争议,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区域调水的作用和各方面影响?该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普遍上马的调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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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军:国家层面的一些调水工程,对发展中国家非常必要。

中国不像欧洲很多国家,降水量在一年中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在中国,要把汛期多出来的水想办法存储下来,用以应对旱季。前几年的西南大旱中就可以看出:在有些地区,饮用水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如果设施跟上去,即使发生干旱,也还是有必要的调节能力的。

所以,一些人为调控的水利设施还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把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调节过来。当然,必须协调、平衡好它们的生态影响。不修大坝水库,能存储调节么?美国自60年代兴建大坝以来,有一些教训,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也经过了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在生态方面积极地做一些改善,把关注的重点从工程建设转移到统筹协调、发挥综合管理效应上去。

中外对话:中国的水电开发目前也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特别是西南地区,水电规划十分密集。但也出现了一些争议,比如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洪水的调控作用非常明显,但有人质疑其加剧了导致流域下游干旱的因素,甚至对地表应力分布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很多问题难有确切答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重大水利工程的综合生态和水文效应?

夏军:如果回到自然原始状态,愿不愿意?我想谁都不愿意。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发展经济的大方向还是确定的,但是有必要努力把生态影响减小到最小。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需要非常好的筹划。

中国水电资源的潜力在全球排名靠前,开发利用率不太高,远不及美国、俄罗斯、巴西。但中国的问题是:无序开发。电力部门搞电力,流域部门搞流域,缺乏协调,缺乏一个相互调节、彼此联系的系统,又能发展水电能源,同时也避免河流干涸。这意味着一个综合的管理机制,包括用水,也包括制度层面的补偿机制、综合治理的策略和战略。

以前中国的习惯思维是:上工程才能推动经济,没有想到工程会带来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多重问题,这里面需要有个综合平衡度。在中国的管理机制内,说防洪,那就只考虑洪水问题,基于综合目标的考虑不足,以前认识不够,典型现实是“多龙治水”——水利部、农业部、环保部、国土部,都有相关职能,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改革,把城市经济供水、生态供水、农业供水纳入同一个系统来考虑。一个好的协调机制是中国迫切需要学习的。

中外对话:在这方面,中国有哪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夏军:新加坡。他们的人均用水量和城市用水量是下降的,但GDP依然保持上升。传统理论一般认为用水量和经济增长之间是耦合的,但新加坡创出了一个解耦的范例,主要渠道就是提高单位水量的效能,加强循环利用,同样也能维持好的经济发展。

但新加坡人口少,经济实力强,有经济实力开发海水淡化。他们的有些做法对中国有提示和警示作用,但中国没法照搬,还是需要自己的应对方法。

现在中国也在改善,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成立了水务局,其它城市的管理体系还是彼此分割的系统。

黄河流域也在流域综合管理方面有了好的经验,水利工程调控能力可达80-90%,黄河流域一度只是注重水利工程,用水管理不当,造成十年断流,下游工业经济重镇缺水,后来加强管理,反思黄河的健康生命,综合考虑水量调配和调水调沙,做了比较大的管理改革。2011年在新加坡获得了世界水奖。

中外对话: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水资源条件有了哪些影响和改变?综合自然条件基础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围绕水资源,目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

夏军:2004年水利部做了全国水资源的调查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以1980年为界,1951年至今的水资源应用情况明显地分成前后两段,这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吻合的。

水电资源开发,还有一定潜力。但对河流水资源的利用,是过度了。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一般控制在40%一下,70%已经是黄线,但海河流域已经达到80-90%。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其地表径流已经降低了40%多。

中国以往的水资源管理是比较粗放的,特别在城市,以前都是雨洪合并的,旧的防洪标准也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情况。

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肯定还要大量耗水。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水资源的压力将继续存在,还会比较大。从水量、水质、生态的综合管理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很大挑战。

就中国而言,需要从上层到下层做一个改变,改变“多龙治水”的行政格局,统筹考虑资源利用、能源开发和环境生态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建立流域统一的规划管理、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态适应性管理。管理体制上要有很多社会管理的参与。在社会管理的提升方面,不一定都是直线式上升,有些螺旋式上升是很正常的。

泰晤士河在上世纪60年代也污染得一塌糊涂,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中国要尽量吸取这些教训,少走弯路,不要不顾一切先发展经济、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又去投资、治理污水。


徐楠,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
张春,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实习生。

图片来源:NCC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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