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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与农民尝试建立健康关系

尹春涛 周维   2012年5月29日

对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参与者来说,“有机”并不是一纸认证机构的证书,而是消费者和农户之间情感、信任、支持、分享等价值的互惠关系。尹春涛、周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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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负责配送及联络的高一程说:‘订购我们的菜,一定要先到我们的地里看一看。如果一次都没有来过就要订菜,我们会坚持暂不配送。’”

在成都“绿心田”每月组织的农友饭局上,宁静柔和的背景音乐中,陈霞轻轻念诵着一段感恩土地的颂词,带领参与者做一个简短的餐前感恩仪式。之后,大家一边品尝农友带来的生态农产品,一边听农友讲述他们和土地的故事。

这是成都市一家由城市农产品消费者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农友饭局是消费者与农产品生产者的定期聚会。陈霞是成都“绿心田”的发起人之一,她由关注身体和心灵,进而关注食物与健康。2007年,她曾与两个朋友组织有机小市场,之后注意到自发保护河流和土地的安龙村,成为安龙村农产品的购买者,最后参与发起成立“绿心田”。

“绿心田”的另一位发起人夏路曾经是一个民间组织在安龙村的项目协调员,项目结束后,她留下来,成为安龙村的朋友、志愿者和消费者。她想为安龙村农友和城市消费者搭建一个网络平台,组织消费者寻访农友,举办农友饭局、农友市集,让农友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接,帮助更多的农友和乡村恢复健康的耕作方式。夏路的这一想法在关注安龙村农产品的朋友中得到积极的响应,“绿心田”由此诞生了。

渐渐地,参与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大家的初衷很简单——找到安全而健康的食物。而安龙村自然生态的农耕方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当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购买安全的农产品。张鸣是《成都日报》记者,因为采访安龙村成为购买者,之后又加入了“绿心田”。

一些核心消费者成为农户们的朋友,还志愿承担了组织和配送任务。陈霞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消费者生发出对土地和农友的情感,增进消费者与农友的了解和信任。

除了饭局,“绿心田”还组织团购、举办市集,以此方式支持农户产品的销售,让农户的生态农耕没有后顾之忧。如今,与”绿心田”合作的农户已遍及成都周边郊县十多个点,核心消费者100多位。

这种从消费者出发关注食品安全和农业的行动,最早源自日本,欧洲和美国,被称为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2003年,社区伙伴(简称PCD)与美国可持续贸易与政策研究所(简称IATP)先后将CSA理念和经验引入中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思考食品安全、三农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生活异化等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生活选择的想象与可能性。在本土探索与外来经验的碰撞下,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逼迫下,CSA的理念和模式在中国一些城市落地生根,成为一些消费者获得安全食物的方式之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早在2003年之前,广西柳州有一群城市消费者因为爱去农村玩、爱吃农家菜,而开始切身感受传统农业的衰落和小农生计的艰辛,于是创办社会企业“爱农会”。他们组织城市人下乡吃农家饭,共同采购农家土产。

本地农家菜好吃,食物有原生的味道。吃过的人会这样说。在与“爱农会”建立联系的农户家,吃到的米饭是房后水田里的稻鸭米(水稻和鸭子共生种养的生态农耕方式)。农户种植的是世代流传的传统作物。这土生土长的农产品不仅使农户摆脱了商业模式的束缚,还吸引了消费者。

而CSA模式的兴起让农民看到生态农业的技术和市场中,可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而转基因或产业化模式中,农民只能成为产业链条中最末端的环节。

随着消费者的不断增加,“爱农会”在柳州开设了“土生良品” 传统农耕博物馆,并壮大发展,开办了“土生良品”饭店,专门制作健康生态的农家饭。

饭店成为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对接的平台。它传达的信息,它展示的精神,比美食的内涵更多更深。它致力保育日渐消亡的传统农家品种,支持小农多元经济,保护小农农耕文化和促进城乡互动的发展。爱农会用稳定的价格收购合作农户的产品,还建立“爱农基金”支持农户,鼓励他们继续种养传统土品种,自我组织,带动农村中的合作和互动。

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开始了跨越商业市场的合作尝试。在中国许多地方,有消费者创办的有机商店、定期组织有机市集、建立配送点或代售点、共同购买……以不同的尝试实现消费者与农户、农场的对接。与商业市场不同的是,这些平台也开展各种消费者倡导活动,甚至组织消费者与农户的农产品议价活动,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最初由几位消费者发起,从2010年开始举办,影响日益扩大。现在,每次市集的消费者能够达到两千人,商户包括20家农户、农场和10多家NGO、手工作坊。市集上不仅能够找到各种农产品,还有天然手工日用品、加工食品等。

参加市集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没有认证,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依靠交流取得信任。参加市集的每一家商户由市集核心志愿者组成的监管团队定期走访,查看土地,实地交流,以此确定商户的资格。目前,市集已经从开始时的每月一次,发展到每周一次。

除了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等许多省市地区都繁荣着民间有机农业交流。

对于这些CSA模式的参与者来说,“有机”并不是一纸权威认证机构的证书,而更多体现在他们之间超越简单的买与卖,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分享等价值的互惠关系。

与“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一样,生产者也在为建立双方的信任而努力。在四川安龙村,并非每一个想定购农产品的人都能成为他们的消费者。安龙村的生态农户对消费者有严格的挑选。村里负责配送及联络的高一程说:“订购我们的菜,一定要先到我们的地里看一看。如果一次都没有来过就要订菜,我们会坚持暂不配送。”他们坚持,买卖之前的产销见面是非常必要的。

山西永济农民协会自08年以来便以农民合作社的方式探索发展生态农业,吸引了不少商家,但他们更看重本地消费群体的建立。负责人郑冰说,这样更有利于与消费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和信任。

当代表了企业投资和商业运作的“有机”、“绿色”越来越多地走进超市,走向大品牌的时候,“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者们却用另一个概念诠释他们的追求——自然与健康。

在一次有关乡村发展的交流会上,当在座专家和NGO代表为“有机农业”实现市场规模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来自河北衡水的农民安金磊说:“作为农民,‘有机’这个词让我有些反感。当这两个字成为时髦用语,也就渐渐失去了灵魂。城里的有钱人可以开着车到超市中购买‘有机食品’,他们关心的只是一己之健康。而他们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却让整个世界更不健康。”他更愿意称他的耕作方式为自然农业,以自然之道照料土地。他说:“土地已经受不起更多的伤害,它需要我们用心照料,帮助它恢复健康,健康的土地才能生产出健康的食物,也才能滋养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现代农业恰恰在很多理念上违反了自然规律。因为看到这一问题,10年前,安金磊从国营农场辞职,回到家乡承包土地,和妻子探索自然耕作的方式,帮助修复受伤的土地。在 他看来,即使是害虫也应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人们不改变对土地掠夺性开发的态度,农业的发展就只能是一条不归路。”他说。因为他的坚持,曾经消失的鸟儿虫儿回来了,他的棉花和玉米被制药公司高价收购,农产品被北京多个“社区支持农业”消费群体订购。

然而,令安金磊略感遗憾的是:在他生活的村庄,却没有多少村民像他这样做。大部分人虽然认同农药、除草剂的危害,但没办法,农民负担不起生态农耕前期的投入。没有外界的支持,让农民一下子转变成可持续耕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种地的农民“种不起”有机的菜,可是近年来,“城市农夫”却多起来了,一些需要生态食物的城里人开始自己动手,包地种菜。

绿之盟妈妈生活馆
是一个由全职主妇成立的组织。这些妈妈们关心的议题是孩子教育和成长。2006年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触动,就开始尝试包地种菜,但因为缺乏农业技术而失败。后来她们受到小毛驴农场台湾主妇联盟的启发,转而开始组织团购,支持用心种植的生产者,吸引了近200多人参与。

德润屋
是北京城市人包地种菜“老牌”企业之一。他们在北京郊区包地建立有机小农场,自产自销有机农产品。德润屋坚持只出售有机、生态的产品,除一部分为自己生产外,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等地。有机产品商户“守土义坊”负责人王天洋告诉中外对话,其实城市包地种有机菜的农场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但那时很少,一般都是特供菜或销售给外国人的,只在近些年突然多起来。虽然供不应求,但圈子还不大,相对成本而言,产品的价格并不高。像德润屋,一斤有机菜才10元。

在国外,人们从关注食物和土地开始尝试“社区支持农业”。但在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是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尽管因为商业宣传的影响和选择上的贫乏,大众消费者更多依赖“有机”标识选择食物。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依赖“土地”选择食物。


尹春涛 香港社区伙伴(PCD)CSA农业项目兼职评估顾问,芬芳田野文化书院发起人
周维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本文为欧盟-中国公民社会对话项目系列文章,由中外对话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

图片来源: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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