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2012年3月28日

在一个长期经历暴力冲突，对中国信任普遍缺失的国家，中方的投资自然面临风险。秦晖教授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继续分析停建大坝的命运。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中国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机构无法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

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

克钦民族的悲剧在于，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只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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