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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保护进行时

马尔科姆·泰特 

2011年8月24日

中国的水禽景观(及水禽的水陆栖息地)正日益为外界所认知。为了保护它们,英国动物保护组织WWT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展开了努力,马尔科姆·泰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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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英国水禽与湿地信托基金会主办的杂志《水生命》上,本站经授权转载。)

对西方世界的很多民众来说,中国的野生动物一直显得有些神秘。当然,过去几十年中大熊猫一直是轰动性新闻的主角,因为它一直被当作外交工具,被当作礼物赠送给那些中国想要发展紧密关系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大熊猫身上的政治色彩已经不再那么浓厚,而是变成了全球动物保护的象征,其珍稀性完全可以和老虎、鲸鱼媲美。

数量在减少的并不只有大熊猫。就在几年之前,一种大型水生哺乳类动物——白暨豚可能灭绝了,人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头幸存的个体。或许在长江的深水里还有一两头在孤独地游弋,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白暨豚如今已经“功能性灭绝”了,这是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第一种灭绝的鲸类动物。

如果说西方公众对中国的野生动物形成了一种看法的话,可能就是它们在不断地减少。这应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尽管如今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受到广泛关切,但保护工作仍然远远不够。高德年爵士说:“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实际上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他曾经担任设在英国的保护组织——野生鸟类与湿地基金会(WWT)的理事长达八年之久,如今则担任WWT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英国最顶尖的湿地咨询机构。

此外,高德年曾经在1997年到2001年之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这段经历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在北京任职期间,我们重新栽种了大使馆花园中的花木,以招徕更多的鸟儿。最后我们的花园里有60多种鸟,其中很多都是鸣禽,这在北京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在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首都,我们的花园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尘嚣中的绿洲。”

他的大使任期恰恰涵盖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时期。1997年,正是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那一年,这使得高德年第一年任期中的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有趣的是,他的任职期间也正是中国的环保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中国NGO的初步成型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而且大多数是环保类的。

“人们认为环境NGO不像其他NGO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高德年说,“我认为这给了环境NGO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对于环保上的努力是非常支持的,比如,中国是最早签署《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国家之一。

“但是,政府的力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得到地方的支持,在我担任大使期间,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就开始着手禁止滥砍滥伐,因为这些行为在许多地方引发了洪灾。尽管政府制定了一部非常强有力的法律,但却难以执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那些致力于落实环保法律的NGO有时甚至会遭到来自地方团体和受影响产业的威胁。”

如果说连中国政府在其各个边远地区都有点鞭长莫及,你就可以想象那些努力在这些地区进行野生动物监测的人将面临何等的艰辛。在英国,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记录、监测、探索和认识都有很长的历史,这个国家还没有被研究过的地块屈指可数,更不用说还有哪个地区没有经过彻底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了。但与中国比起来,英国实在太小了,其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四十分之一左右。就是因为国土的广大,要在中国进行野生动物监测是一个万分艰巨的任务。

但这又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任务。那些WWT致力保护的品种(比如小天鹅以及在全球都濒危的勺嘴鹬中国秋沙鸭)将中国作为从俄罗斯东部出发后的迁徙路径或者是越冬地。为了勾勒出它们的生态全景,我们必须弄清楚它们在哪里逗留,以及它们种群的规模。

理查德·赫恩是WWT物种监测部门的负责人,近几年来他有很多时间都在中国。他说:“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工作,在长江泛滥平原建立一个成熟、全面且协调良好的水禽监测网络,这里是亚洲最重要的水禽越冬地,特别是野禽和鹤类。这项工作很复杂,主要是因为许多湿地的面积十分广大,比如鄱阳湖足足有3500平方公里,还因为鸟类的数量很多。”

“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保护工作主管、当地的市民观鸟协会成员以及其他有兴趣的个人进行培训。2011年,我们支持了一项针对长江水禽监测项目官员的培训,他们将协调和承担培训活动。作为这样一名官员,其首要任务就是整理出一份水禽种群调查报告,该任务已经于今年1月完成。调查结果对很多水禽来说,都是第一次得出确切的种群发展趋势估计数字,对于这些具有全球重要性种群的保护至关重要。”

了解鸟类所处的地方是一回事,对它们进行保护又是另一回事,这也正是WWT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所在。几年前,WWT这个国际性的咨询部门受到邀请,帮助在香港设立一个湿地中心。这项工作极为成功,在中心刚刚开放的头三个月里,参观者就多达25万人。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当然,香港早就是一个富裕地区,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类似的富裕迹象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大陆。随着富裕而来的是休闲时间的增加,对很多人来说,休闲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发展对野生动物兴趣的机会。” 高德年说。

全中国对野生动物的兴趣都在不断增强,中国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恢复湿地、创造更多的绿色和蓝色空间。高德年的同事,WWT咨询委员会副主席艾玛·阿勒斯沃斯和她的团队已经在中国东部和中部进行了很多个项目。其中包括规划新的湿地中心,为湿地恢复提供建议,以及为自然保护制定发展规划等。

“在WWT咨询委员会,我们每个人都对湿地、湿地的物种及其带来的益处充满激情,因此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如何有机地把人和野生动物融合起来。我们能做的工作包括:进行评估,确保湿地对一系列物种的功用;采取全盘方式设计(观察)隐蔽所和木板路,让其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尽量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我们在中国工作过的湿地为环境教育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良机,能够切实地激发起人们对自然的热情,对于这些特殊的栖息地的保护来说绝对只有好处。”

中国的湿地也许曾经是世界上最默默无闻的,但情况正在改变。有了中国政府的持续支持,再加上WWT及其国际和地方伙伴更大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发现这些神奇土地更多的美,寻找到保护和改善这些湿地的方法。

果真能够如此,那么白暨豚的悲剧也许从此就不会再重演。

更多链接

国际湿地网络(WLI)是一个在WWT协调下的全球性湿地中心社群,为那些提供现场教育和参观者活动的湿地中心服务。目前其320个成员遍布全世界,其中有25个在中国。

“这占到全部成员数的8%左右,显示了中国湿地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2007年,时任WWT执行主席、后来任WLI主席的马丁·斯普雷到中国进行实情调查,并与中国国家林业局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这让WWT在保护和强化中国湿地的工作中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也显示了中国主管部门的强大决心。”

“WLI目前提出一个动议,即在亚洲WLI设立一个新职位,以便与中国伙伴密切合作。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一个重要的亚洲湿地论坛(十月在江苏无锡),届时新职位事情就有结果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各地的湿地中心支持更多的湿地保护项目。”

马尔科姆·泰特,WWT杂志《水生命》主编。

(本文最初发表于英国水禽与湿地信托基金会主办的杂志《水生命》上,本站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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