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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迎接垃圾分类“大考”

02.07.2019
武毅秀
 
上海自7月开始强制垃圾分类,引发全民热议。中国第一个对垃圾分类“较真”的城市面临哪些挑战?
 
7月1日起,强制垃圾分类正式在上海实施。图为上海闵行区一小区新建投入使用的垃圾分类厢房。图片来源:武毅秀
 
7月1日早晨,上海的雨不小。然而,在我所居住的小区,两位身披雨衣、穿着雨鞋的志愿者阿姨一早就已经站在小区的垃圾投放点,对每一位前来扔垃圾的居民进行确认:“西瓜皮?湿垃圾扔这边”。早起上班的小区住户们意识到,扔垃圾,不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从这一天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人进入了“强制垃圾分类”的时代。
 
中国从2000年起就在包括上海在内的8个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但由于缺乏对居民分类习惯的培养和后续收集处理措施的不匹配,近二十年的试点大都不了了之。直到2017年,在中国推广“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中国城市才再次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2018年11月,正是在上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时表态“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上海成为中国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排头兵”。
 
正式分类实施的前几周,有关上海实施垃圾分类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全国关注、全网参与的热度。 上海市政府在各个场合表态:“分垃圾,我们是认真的。”上海的强制垃圾分类,担负着为全国城市探路,并成为表率的重任。
 
破解“垃圾围城”
 
当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而上海与全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也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威胁。2018年,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接近2.6万吨。这意味着,平均不到16天,上海的垃圾就可堆出一座金茂大厦的重量。大部分的生活垃圾都被填埋或者焚烧。上海的老港垃圾处理场是亚洲最大的垃圾处理场,日处理垃圾2万吨,肩负着上海市70%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一直以来,中国生活垃圾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厨余垃圾(“湿垃圾”)。在上海,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达到60%。如此高比例的厨余垃圾,为垃圾的末端处理制造了“根源性”的困难。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如焚烧、填埋,在遇到“湿垃圾”时效果都会打折:填埋易引发渗滤液和沼气的二次污染,而焚烧则因湿垃圾热值低易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污染物,导致近几年垃圾焚烧项目在中国屡因“邻避”而受阻。将干、湿垃圾从源头有效分开,可降低进入填埋和焚烧环节的垃圾总量,也将提升这些环节的处理效果;而单独分出的厨余垃圾,则可以通过堆肥和产沼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然而,从源头把垃圾干、湿分开,看似简单,推广起来却并不容易。 上海从2011年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一直到2019年全市推进分类,尽管已经走过了8年时间,民众的动员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次的垃圾“新政”也不例外。
 
看不懂的分类指引
 
学习过上海垃圾分类规则的人,难免不会为垃圾的类别名称所困惑。干燥的鸡骨头是“湿垃圾”,而湿漉漉的纸尿布却属于“干垃圾”?临近7月1日,有关“这是什么垃圾”的讨论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上海垃圾分类指引中的“干”、“湿” 垃圾之分,确有不够清楚之处。如果从垃圾分类之后的具体流向与用途来理解分类规则,可能会对公众更为有用。所谓“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便于之后进行堆肥等生物处理。而 “干垃圾”则属于不易腐、非有害、且不可回收的其他垃圾。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湿垃圾与其他城市垃圾分类中的‘厨余垃圾’基本接近”。 专门解决垃圾回收问题的社会企业“R立方”创始人张淼表示,“干、湿的提法,容易产生概念的混淆和困惑。如果想让居民更好理解分类,需要让大家了解不同类别的垃圾会怎么处理,这样公众也更容易配合。”
 
商业生态工作室的创始人孙海燕也认为,在宣传分类知识的时候,让公众知道“我扔的垃圾去了哪儿了”是重要的。“公众需要知道,我做的分类是有价值的,”她说。
 
专门用于收集厨余垃圾的车辆,7月1日前就已在上海投入运营多年。图片来源:马天杰
 
分好的垃圾去了哪儿?
 
前端垃圾分类后,在收集阶段却又被混在一起,形成“先分后混”的情况。这是很多中国垃圾分类试点伤害居民分类积极性的“罪魁祸首”。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在上海从事垃圾分类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人士均表示,上海自从2011年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垃圾分类以来,即开始逐步推行“全流程分类”,这意味着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如今在城区内已经基本建立了全程分类系统。在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效之前,上海的干、湿垃圾日处置量已基本匹配“产量”。  
 
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市容管理局副局长尤文坚介绍,目前静安区的湿垃圾基本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无害化处理。“静安区与两家企业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合作,将湿垃圾收回,制成肥料基质用于林业堆肥。7月1日之前,他们都已基本是全天候在工作。”
 
与此同时,可回收物主要通过全市3000多个“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进行回收。两网融合,是指打通垃圾分类网络和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尤文坚介绍,“对于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我们遵从市场原则,鼓励小区环卫服务人员自己去卖掉;对低附加值的可回收物,政府承担托底的责任,通过补贴专业的第三方来回收,使其不至于亏本。”
 
但是,在垃圾分类全面施行之后,垃圾回收处置能力的紧张确实存在。尤文坚表示,“强制垃圾分类之后,垃圾处理能力肯定是有缺口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层面的证实。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上海“湿垃圾分出量已达到每天6164吨,而当前的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在每天5050吨左右”。垃圾分类后,如何确保末端处置能力跑赢前端的产量,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大。
 
对此,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丽琼表示,“后端处理能力确实在不断建设中,而后端也要求居民在前端分出更纯净的垃圾,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动员难题
 
上海不仅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还提出了“定时定点”、“撤桶并点”的要求。具体来说,垃圾桶集中放置在指定点位,居民只有在固定时间段内前往这些点位,才能投放垃圾。此外,条例规定,个人违规可处以人民币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企业违规最高可被罚款5万元。
 
强制手段在新条例实施的第一天就已经显示出威力。7月1日当天,上海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了居民小区、酒店、商家等企事业单位4216个,并开出623张整改通知单。处罚“动真格”是“新政”与此前试点的最大区别。
 
但强制分类的执行成本高昂。在垃圾分类实行的初期,一些社区必须安排专人在垃圾桶/垃圾房边进行监管,以保证居民分类、投放准确。因此,只有在监督者到位的情况下,垃圾桶才能开放,减少了居民投放的便利性。所以,有社区代表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小区居民能够作为志愿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为此,郝丽琼表示,“垃圾分类绝不能只看法律。这事根本上还要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公民的自觉,一个是靠社区的支持和监督。”
 
公众参与
 
因为垃圾分类,上海的NGO和各种社会力量,广泛的参与到了宣传和推进之中。郝丽琼带领的爱芬团队进行垃圾分类的社区宣传和动员十几年,而他们的经验显示,在中国的社区里做垃圾分类的推广,最为核心的成功因素,是来自社区的人际互动。
 
“研究结果表明态度积极的志愿者要比宣传展板有效,”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博士说。他所在的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从2012年起研究影响居民长期实行垃圾分类的因素。他们的研究显示,在社区里敦促居民进行有效垃圾分类的主要因素, 是与居民进行大量人际互动的优秀志愿者。对比而言,之前为了鼓励和推广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而探索的经济鼓励政策,如积分奖励等,对于垃圾分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该课题组的带头人玛丽.哈德(Marie Harder)教授也认为,推进垃圾分类应该有惩罚之外的方法。 “如果居民对垃圾的投放时间和地点有顾虑,或者对分类有新的建议,他们与社区之间应该进行对话”。
 
之前也有媒体通过走访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具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垃圾分类是个公共议题, 而不应该是一个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孙海燕认为:  “它最终应该通过推动社区共建来实现,提升的是社区的自治能力。”
 
按照中国目前的垃圾分类路线图,到2020年底将有46个城市建成基本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并在2025年扩展到大部分主要城市。上海的经验与教训,必将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样本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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