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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与中国现代性的百年纠葛

05.01.2018
萧•建业
 
煤炭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性,理解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必须从历史入手,萧建业认为。
 
如今,中国煤炭储量丰富早已不再是宣传的重点。图片来源: Qiu Bo / Greenpeace
 
明末,一位名叫宋应星的小吏撰写了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他在有关煤的一章中称,这种通过沉井采自地下的资源拥有再生性:
 
 “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以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取之不尽,”宋应星写到。
 
这种说法放到现在可能显得古怪,但我们的现代煤炭生产背后同样是基于煤炭取之不尽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古人并无不同。
 
财富与权力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是煤炭造就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煤炭能源借助蒸汽机,推动着棉纺织厂和化工厂等各种现代工厂的发展。它还为铁路和轮船提供动力,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货物的流通,进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煤经高温干馏制成焦炭,可供熔炉燃烧,生产钢和铁这两种对工业机械和基础设施而言至关重要的材料。晚清时期中国当“自强”的提倡者们和民国时期的国家规划者们都认为煤炭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转型,改变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落后地位。
 
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1866-1925)认为煤炭是“现代工业的支柱”,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孙中山不仅认识到煤炭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还主张煤炭价格要“尽可能低”,这样才能让普通民众从煤炭使用中受益。
 
孙中山估计,农村居民10%的工作时间用于收集柴火,而城市居民20%的生活开支用于购买燃料。由此,他认为,降低煤炭价格能够让前者转而烧煤,并让后者用上电和蒸汽机动力,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
 
1920年孙中山曾在写作时哀叹,尽管中国据称是“已知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但这里的煤田“几乎丝毫未动”。《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对国家发展蓝图的规划,他在这部享誉后世的作品中呼吁广泛开发中国的煤炭财富。
 
煤炭财富
 
在碳经济的时代,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力有待开发的大国。
 
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写道:“中国到处(都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它们是从山上挖出来的……像木头一样燃烧。” 但是,直到19世纪有了地质勘探以来,中国煤炭所代表的财富才真正开始被量化。
 
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根据他在中国各地的实地考察,认为:“按照目前的煤炭消耗速度,仅山西一省的煤炭储备就足够供应全球数千年”。虽然后来的地质学家认为李希霍芬的估计“太夸张了”,但毫无疑问,中国的煤炭储量是相当可观的。
 
由曾留学比利时的翁文灏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显示,中国战前的煤炭储量在2000亿吨以上,这可能是当时最为权威的统计数据。
 
如此巨大的数字助长了人们关于煤炭资源取之不尽的想象。
 
获取煤炭资源面临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煤炭资源尽管丰富,但如何获取却一直是个问题。当时,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明显不足,仅靠本土供应似乎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所以还得依赖外国煤炭。上世纪20-40年代,这些外部煤炭多次出现供应短缺,造成 “煤荒”,使工业发展停顿或受阻。
 
地理因素是造成这种发展不足的一大原因,许多大型煤矿都位于华北,制造业则集中在南方。由于铁轨被破坏以及车皮被征用等原因,铁路运输频繁中断,削弱了煤炭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资金短缺也阻碍了煤炭行业的发展。要发展机械化,加深煤炭开采的深度、并扩大其规模,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外资煤矿,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其资本实力和生产力都普遍优于中资煤矿(只有少数几家中资煤矿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北南部的日资抚顺煤矿和河北境内的英资开滦煤矿生产的煤炭一直占中国大型煤矿总产量的至少一半。
 
技术官僚的雄心蓝图:国民政府时期的煤炭
 
对中国国民党政府而言,发展国内煤矿是其经济规划的核心。
 
1931年,实业部长孔祥熙组织了全国煤炭救济委员会,希望通过保障煤炭铁路运输来加强煤炭部门的发展。政府还对采矿机械化和组织工作进行协调,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并呼吁出台保护性关税。
 
此外,国家资源委员会等中央规划机构直接参与煤矿管理。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不断扩大在能源领域的参与,其拥有并经营的煤矿数量也不断增加。
 
国民政府规范煤炭行业、经营煤矿的过程体现了当时技术官僚在治国、规划和控制中的特别作用。然而,规划虽好,但国民政府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却受制于设备和资源短缺带来的物质压力,而且这些规划的自身设计也存在局限性。
 
工业的粮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煤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发展仍是当务之急,而煤炭则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资源。
 
此时,煤炭取之不尽的观点依然盛行。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煤炭进行了这样的赞美:“在我们伟大家园的美丽广阔的土地之下——从黑龙江的滚滚波涛到横断山脉起伏的山脊和山峰,从广袤的山东平原到遥远新疆开阔的乡间——蕴藏着未开发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其中,尤以人称黑金或墨玉的煤炭,储量最为丰富。”
 
五十年代中期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年煤炭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即从4000万吨提高至9300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国家规划者专注于提升煤炭产量的绝对数值。
 
煤炭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它是“工业的粮食”。煤炭和钢铁一起奠定了重工业大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工业被认为是促进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前提。
 
与此同时,煤炭产量数据是国家规划者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尤其是被用来与中国希望赶超的欧美国家的产量进行比较。这种抽象的比较并不新鲜。一直以来,中国的煤炭生产数据似乎都是这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量化体现。例如,孙中山曾辩称,如果中国和美国“发展程度相同”,那么,“根据(双方的)人口比例,”中国的煤炭产量应该是美国的四倍。但中央规划者痴迷于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不断升级的生产目标,从而无意间催生了一个过于看重开采速度和数量、而不看重质量的不可持续的体系。
 
碳峰值
 
如今,中国煤炭储量丰富早已不再是宣传的重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反而更有可能被视为发展的体现。中国已经承诺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并试图摆脱 “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这个“恶名”。
 
然而,为了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碳危机的根源,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之前的一系列概念,如认为煤炭是取之不尽的,将煤炭产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社会对廉价煤的期许等,这些概念都来自以煤炭为王、认为其代表着进步希望的时代。
 
 
翻译: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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