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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中美气候合作路在何方?

05.07.2017
汤伟
 
美国的确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汤伟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已有的基础不会因而消失,反而需要进一步深化。
 
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图片来源:Ken Cedeno / Greenpeace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议》并要求重新谈判。作为第二大排放国以及最重要的节能减排技术来源国,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无疑严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效能。一时间,谁来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气候领导力空白,成为国际热门话题。有媒体报道,这种背景下中国和欧盟自然成为同路人,共同协助发展中国家继续气候行动。
 
的确,在全球多边谈判上,中美短期内可能已无法深入讨论气候变化议题,这不但使中美缺失了增进双边关系、提升战略互信的一个着力点,也使相关的其他合作遭受损害。譬如习奥政府战略经济对话中达成的清洁能源、智慧城市、水—能源—气候变化关联性的科学研究以及其他工业试点的持续性大大受到削弱。
 
但此前得来不易的积极良好的中美气候合作态势是否就此戛然而止?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未来在气候议题上是否最终走向“分手”?
 
“缘分”未尽、动力依旧强劲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当前核心任务是重振制造业、推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气候治理确实造成额外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能导致美国更为关注眼前直接利益而尽可能放弃自身国际责任,即越来越不愿承担政治领导责任。
 
相比较而言,中国立足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国内低碳转型,由此必须着眼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环保绿色创新。
 
 
中美气候合作需要动力,而这种动力只能源于各自需求。可以说,中国拥有切实推进低碳发展的意愿却在低碳技术、数据透明性、资金机制等方面有所不足。而美国缺乏应对气候治理的意愿却在这些方面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双方确实有着双边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动力。
 
那么中美气候合作在政府缺位条件下如何走向纵深?这种合作路径又会怎么样?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需要分辩不同层次和议题。
 
自下而上的合作潜力
 
首先,气候治理有着很多细分议题,大的方面是减缓、适应、资金、技术,更具体一些涉及到几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譬如产业结构、航海航空、土地利用、可再生能源,还包括了碳定价、数据透明性和资金使用效率,甚至还有生活方式、思维价值理念。在这些议题上,中国相应部门都可采取措施促进与美国相关部门的合作,以挖掘潜力。
 
虽然美国政府总的气候治理投入在下降,社会缺乏强制性约束力,采取行动的动力有所减少,但政府内外的各类行为主体一方面仍会基于价值理念和市场动机而采取行动,同时美国政府自身也仍然处于这些细分领域的多边机制内,推动的空间仍在存在。
 
更重要的是,中国低碳市场规模庞大,需求旺盛,能力建设相对不足,美国技术先进,对市场反应灵敏,许多环保公司仍希望在中国扩大环保市场份额,提供更多的环保产品。由此中国一方面需要自身摸索,同时也需要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企业的帮助和提升,当然其中也需要平衡成本收益。
 
其次,气候是多元多层治理的典型案例,这决定了治理不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努力,更需要自下而上的过程。除了巴黎协议这样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多边治理,还有 C40、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等大城市减排框架、大企业减排联盟。
 
新气候经济报告(New Climate Economy)曾对100个主要城市进行调研,发现超过60个城市公布碳排放数据,却只有29个城市明确了数据覆盖范围和责任分配。这意味着大多数城市还不能在数据和信息基础上采取行动,进而整合到国家自主贡献(NDC)中。城市气候行动仍有很多潜力可挖。
 
 
 
中美大城市完全可共同参与这些框架并进行相应的合作,而企业也可以在大企业减排联盟下采取行动,打开从国际金融市场和多边机构获取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机会,提升企业气候治理的绩效。
 
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之后,中美在治理认知和责任方面有了巨大分歧,然而也必须认识到中美气候合作潜力和动力仍然巨大,不能因为美国政府的退出而减少或者不行动。
 
目前需要思考的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保守消极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分议题、分层次,保持以往的态势,寻求来自美国方方面面的气候合作。而在国际责任和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之间,中国依然需要注重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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