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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候选主席:达成2度目标的机会在迅速消失

10.08.2015
张春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托马斯•斯多克教授是5位IPCC候选主席之一。2015年6月,他到中国参加了中国一年一度的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并在北京接受了中外对话的采访。
 
 
托马斯·斯多克教授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气候和环境物理学,从1998年开始担任IPCC报告第一工作组的协调首席作者,并于2008年当选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今年3月,他被瑞士推举为IPCC候选主席。
 
张 春:今年年底巴黎会议即将召开,在作为IPCC候选主席,这可能是您顺利就任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您对会议的结果是否乐观?
 
斯托克:我是乐观的,但同时也是现实的。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就要赶紧行动起来。这个时机不是一直存在的。通过IPCC第一工作组的科学预测,我们了解全球允许的碳排放量,并且目前我们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几乎吃尽了这块碳排放蛋糕。
 
谈判过程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真正的难题所在,是找到发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三者的平衡。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平衡是不同的。例如发达国家重在减缓,欠发达国家则重在适应。
 
不过,我的乐观也是有理由的。
 
第一方面,对决策者来说,科学证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也更容易获得。例如,从华沙气候大会(COP19)开始,在每次正式谈判之前,都有一个气候专家和谈判人员的闭门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专家和谈判人员可以就一些科学问题进行详细的沟通。巴黎会议前的闭门会议,1个月前刚在德国波恩召开。
 
第二个,商界也开始理解气候变化的事实,并且全球商业领袖开始谈论碳交易价格。这在6年前哥本哈根会议(COP15)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商业人士们说:“哦,全球碳价格体系会破坏全球经济”,只有少数一些人在搞。现在,碳价格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一些人认为,这甚至是减排不可少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最大的排放国已经在改变。中国和美国在去年11月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提出要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美国也宣布了2030年减排的比例。中美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只有两个国家表态还不够,从长久的减排目标来说,这点承诺也不够。我们不能只是看到2030年,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21世纪。
 
当然,这个声明本身唤醒了部分民众意识,也打开了公众的思维。我相信这也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如果民众参与进来,就会有从下向上的压力,可能会有帮助。
 
气候变化的问题很大,只有从上到下的推动是不行的,每个人的意识都需要增强。普通民众是终端的排放者,我们开着车闲逛的时候,我们给房子供热的时候,以及消费的时候,都会产生碳排放。只有上下两端的努力很好地结合,应对气候变化才有希望。
 
张春:如果顺利就任,您打算如何引领各国更好地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您个人对于就任后的工作有何计划?
 
斯多克:如果顺利入选,下一轮谈判我们要做三个事情。
 
第一件,加大交流。我认为不应该只在评估末期大家才坐到一起交流,交流应该贯穿整个5-7年的评估期。第六次评估报告可能会在2020年到2022年发布,我觉得在此之前科学家之间、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在全球范围内都应该展开。不仅如此,学界、商界和NGO都应该加入。
 
第二个是科学问题。现在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存在,我们需要继续监测更细的区域气候系统,包括温度变化和更重要的降水、空气质量的变化。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我们在海洋研究方面取得了空前成绩,比如关于海洋温度上升和海洋酸化。但光这两项还不够。海洋为亿万人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和产品,我们不知道它会如何响应温度的变化,这是下一轮评估科学家需要推动的。
 
第三方面,就是对区域的研究。过去的报告中,我们对全球的降水和温度变化做出了评估和预测,但是对各地区的领导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直接使用这些信息。
 
为了实现研究的区域化,需要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进来,年轻一代对区域特性了解的科学家更多参与。这里不是说IPCC直接介入小区域尺度的信息搜集和研究,而是通过国家评估报告、区域报告,乃至地方报告的形式来整理信息,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法子。例如,中国有自己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区域气候信息。IPCC要做的就是消化总结。
 
其实在20年前,我们也没有国家气候评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了。我想对气候区域的研究,也会经历类似的艰难过程。
 
张春:气候变化的事实是可见的,但是争议也一直存在。例如,2度目标的科学性就被一些人质疑。此外,即便没有人类干扰,气候也有冷热变化。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是否包括这一部分?
 
斯多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2度目标是保证人类安全的绝对目标,超过了2度就会天下大乱。但是,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了2度,一些难以控制的变化就会开始发生。例如,全球水汽循环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表层。这些变化会加剧,并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决策制定者把2度目标程式化,这并不是说科学研究证明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这是一个必要的数字。需要再说一次,我们能够把升温控制在2度以下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根据观测到持续增加的温室气体,每10年,气温就会上升0.5度。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大家讨论过的,自然的气候变化相对于人为的气候变化到底有多大。现在,就全球平均气温而言,人类的影响已经可以明显观察到了,我们能看到的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数量增加,以及大水循环变化等。
 
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气候变化,要不要应对,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如果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达到5-6度,可能适应措施就不再有用了。
 
张春:IPCC最新报告,绘制了各个国家的碳排放曲线图。但是起算年是1970年,这个也引起许多争议,有人提出应该从1900年,即工业革命早期算起。您怎么看?
 
斯多克:第一工作组的计算其实是从1860年开始的。当然,在1970年开始,我们有更多的基础数据,可以去计算各国的排放。但是更严格的方式,是从19世纪中的工业革命初期开始计算。
 
考虑历史排放是对的,可以给我们在制定未来排放配额时提供参考。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给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可能性。发达国家对于科技进步对生活的影响,可能更有体会。例如,在瑞士,我们现在知道如何修建零耗能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能够为电网提供电力。我相信,新的科技也会创造巨大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自然法则并没有指定发展一定要依赖化石能源。发展也可以利用技术改革和技术转移来实现。当然对中国来说,技术转移已经不需要。中国在技术领域做出了许多创新,中国光伏全世界第一,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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