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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014
山姆 吉尔
中国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新承诺，政府将不得不接受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现实。
严重的空气污染使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可持续清洁能源的重要性。图片来源：绿色和平/邱波
中美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发了各界不同的反响。有人视其为“历史性”协议，“转折点”以及“积极信号”；也有人称其“无实质性作用”，甚至只是“炒作”。而事实可能不出意外地存在于两者之间。联合声明所描绘的或许只是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并存的未来。
此次声明并未签署正式协议，因而不仅算不上是外交上的成功，更谈不上是气候变化领域的胜利。尽管如此，它却是向着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谈判上达成全球协议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这一步来的还早于人们的预期。就这一点而言，此次声明为双方进一步制定目标打下了基础：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称其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踏板”，而非上限。
中国政府智囊团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在描述此次声明的重要性时说道：“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该机构副主任邹骥则表示，从政治上来讲，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目标，可改善中美关系，加深双方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增长放缓的担忧？
但是，中国不仅需要表明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时间，还要明确峰值的具体数值。与此同时，中国还担心这一过程会使经济增长放缓，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的环境立场十分矛盾，一方面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核心政策，如最新的五年发展规划中就确定了相应的目标和投资；另一方面，却长期反对制定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一直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将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咎于发达国家。
尽管政府的合法性大多依赖于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利润增长10%的日子对中国来说已一去不返。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现实，接受一个所谓的以经济升级与创新为特征“新常态”模式。新华社曾这样描述这一模式，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历史之中，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实施改革
中央政府在如何实施目标方面仍将面临一些问题。国有企业、能源部门及地方和省级政府中特权阶级根深蒂固，众多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碳排放的大户。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确存在不足，且经常受到官方保密文化以及行政结构失衡等因素的阻碍。而这一行政结构在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时多以不可持续的增长指标为依据。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央的权利下放。而地方政府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中央政府往往鞭长莫及，这就造成各地方在执行中央下达的指令时千差万别。这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启动的重要绿色项目在落实时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再者，尽管大众普遍对环境问题表示担忧，但从制度上仍然缺少相应机制支持公民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例如，中国虽然已经依照国际惯例白纸黑字地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未做好准备对各方针对其排放记录透明度提出的质疑加以回应。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甚至遭到了屏蔽。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也正是在此次峰会上发布的。
清洁发展的未来
但是，该声明在字里行间传达了中美两国不仅清楚在气候问题上踌躇不前所带来的风险，也明白低碳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这些机遇涵盖能效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以及有机会在战略和经济上从低碳技术创新中获益。
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清洁化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空气污染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有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给中国人口带来了健康危害。最近一项报告指出，由空气污染导致的中国人口健康和死亡率负担超过了GDP的10%。而另一份由中国科研人员发布的报告称，2012年，由燃煤消耗引起的雾霾导致的中国死亡人数约高达67万。
中国或许也认识到清洁化增长的经济论点确实具有说服力。如今，中国不仅在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且也意识到了需求才是创新的原动力。例如，电动自行车（比汽车更高效环保）这种“颠覆性”技术正在中国大行其道，并且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国。
正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詹妮弗•摩根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当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日益临近，中美两国能够认真解决各自的排放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真正地迎来转折点，迎来一个能够激发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奋勇争先”的时刻的到来。
本文原载于《对话》
翻译：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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