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断升级，世界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开展雄心勃勃的合作。在未来15个月内，中巴两个气候巨头如何共同实现气候变化的抱负，将会带来革命性影响。

目前，中巴全方位气候伙伴关系（包括了投资、贸易、技术合作和能力开发，侧重于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可以成为南南气候合作的强大模式。这可以帮助推进气候融资，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提高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概率。

 重启国际金融

巴西和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头羊，近几十年来，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重塑了世界经济，改写了全球脱碳进程并改变了地缘政治。

两国除了对内大胆的承诺和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外，它们还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领导力和团结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它们还大力支持多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让这个体系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2024年5月，巴西南部阿雷格里港被洪水淹没，街边墙上的涂鸦写道：“你能让我活得有点尊严吗？”根据一份新的报告，2021至2022年，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气候融资只占全球总量的16%。图片来源：Maí Yandara / Mídia NINJA, CC BY NC

两国还正在成立新的机构以创造空间来支持南南合作，其中包括：由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担任现任行长的，设立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以推动经济合作的为目标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展；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China’s South-South Climate Cooperation Fund，简称 SSCCF）的设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开发——基建项目已惠及约150个国家，而最新信号表明，巴西可能很快成为下一个合作伙伴。而随着未来SSCCF增加投资，加上“一带一路”变绿的举措，两国合作的未来让人拭目以待。

然而，国际气候融资还并没有跟上这些结构性转变的步伐。在过去十年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占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95%。然而，根据最新的《全球气候投融资报告》（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2021-2022年，国际气候融资仍然集中在较发达的国家，只有16%流向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和45个最不发达国家。即将到位的气候资金不足，也无法满足最迫切的需求。在这些年里，只有一小部分资金用于适应气候变化（5%），气候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得到的资金更少（3%）。2023年，南南气候融资，仅占总资金流的不到2%。

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暴露了气候融资的严重不足的情况，同时凸显了重塑国际气候应对的机会。这场灾难突出表明，当地需要提高预测和处理气候相关极端事件的能力，并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增强气候韧性。

这也是当前气候融资中的两个明显盲点。南里奥格兰德州497个城镇中约90%受到洪灾影响，50多万人流离失所，救援和恢复工作所需资金超出州和联邦当局的财力。若要可持续地进行重建，则需依赖大量的、能符合各国要求的国际气候融资，各国也要讨论更创新的融资方式。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设计，气候资金流动由发达国家捐助为主，因为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雄厚，并在高排放发展所产生的“碳债务”。这一点反映在国际气候制度的结构中，就是基石一般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该原则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基于该原则，在即将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无论各国就新的气候融资目标达成何种协议，核心依然不变：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巴黎协定》提供财政支持。发展中国家有理由抱怨发达国家未能兑现资金承诺，但实际上，这种未能兑现是从整体上的，许多国家给到甚至超过了其应承担的份额。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受制于这种令人担忧的政治动态而止步不前。

让新兴经济体和南南合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仅能有助全球增长，还有助于在COP29实现两个核心目标：显著提升气候融资规模，以及更好地针对和响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仍然重要。尽管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投资者、贸易伙伴和转型融资促进者，并作出自主贡献，但这不该成为发达国家减少责任的借口：发达国家依然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公共气候融资的负有道德责任。这两者并存是建立多层次气候融资体系两个层面的要求。COP29想要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获得重大飞跃，而实现多层次气候融资体系就是关键。

两国独特的领导地位

经济和地缘政治逆风下，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融资协议变得更加困难。但现在，中国和巴西凭借其雄心勃勃的领导力、强大的国际倡导能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全球处于独特的地位，还为国际气候融资开辟了新道路。

最近在武汉举行的“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已经定下了基调，巴西、中国、南非和印度——新兴工业化国家“基础四国”（BASIC）的成员，重申了对多边主义和低碳发展的承诺。部长们还强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制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目标，将资金额从每年数十亿美元增加到数万亿美元，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作为领先的低碳能源技术制造者和供应者，中国优势独特，既能推动投资，又能将产品以合理的价格推广至全球，因而促进了绿色转型。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中国也已经做出了不少贡献。与此同时，巴西现任政府刚提出一项新的产业政策和生态转型计划，重点是提高韧性，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并推进所有生产部门的能源转型。

因此，除了融资，两国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咨询和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以及制定和实施转型计划和共同创造投资机会方面。中巴合作可以开拓更多资金来源，这也应该作为发达国家捐助之外的补充。

对中国和巴西来说，现在是他们展示创新、有力的南南气候合作模式的历史性机遇。这种模式中，不光有融资，还有共同挑战的团结一致，以及对净零经济转型的共同承诺。这种伙伴关系，也在有力纠正当前国际气候融资中存在的不公和不足。中巴合作不仅能建立一个更具韧性、代表性和政治稳定性的国际气候融资框架，助力COP29走向成功，还能为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COP30带来动力和更大雄心。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Leo Horn-Phathanothai）常驻曼谷，是一位作者、战略家、生态系统建设者及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他致力于本地、中国及国际各方合作，加速东南亚的绿色转型。他在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亚洲分部和清迈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担任特约研究员，同时在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亚非学院发展、环境与政策中心的担任实践教授，以及在环境咨询机构Systemiq任职高级顾问。同时，他也是对话地球的理事。

■ 罗杰里奥·斯图达特（Rogerio Studart）是一位经济学家、学者、作家及发展金融专家，他在美国及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发展金融机构、企业和多边组织中担任顾问。此前，他是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在联合国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还曾在波士顿大学和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他也是二十国集团（G20）中负责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高级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