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科学技术与企图将环境破坏量化、将碳商品化、将生物燃料可持续化的政治之间的新对立的结果。在经济和环境的危机感催化下，产生了一种用最高的效率从自然中攫取最多收获的思维。

这还常常导致森林或普通耕地等公共资产转入私人手中，这些行为背后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而这些国家的政策更看重的是投资，而非为穷人提供安全和生计的保障。

这也伴随着一个日益增强的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趋势，即原本处于金融圈之外的生活方面都被卷进圈内。这一趋势催生了“绿色”商品市场，其中充满了投机、虚拟商品和幕后交易。

因此，如今一些森林的价值已经不仅在于风景的美或者对社区生计的重要性，而是多种多样，比如其碳存储潜力、阳光吸收量、土壤和水的生物燃料生产潜力、树木作为碳汇的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作为全球保护融资、物种补偿以及旅游收入的来源。

TNI：就在不久前，赋予自然经济价值似乎还是最进步的理念呢。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ML：你说的没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那些经常被忽略以及不可见的资源进行正确估价，还是环境经济学的尖端课题。我认为问题出在这几个因素上：

首先，和所有市场一样，“绿色”市场也是建立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以及同业联盟的基础之上的，也有赢家和输家，就像全球市场的当地效益一样，尽管总是被承诺，却极少被实现。绿色市场也是如此。

其次，这些与自然相关的市场的互动已经超越资源范畴，把手伸到了相关的进程中，比如生态系统作用（比如碳吸收能力），而这是绝对不应该被货币化的。

从逻辑上来说，给生态系统定价似乎有助于其保护；“绿色”市场的建立初衷确实如此，但一段时间过后，“绿色”就被资产吞噬掉了。同样，只要自然资产的市场存在，自然资产就也会被剥夺。

再次，这些进程伴随着所谓“修补经济”的理念，也就是说，对一个地方资源的估价被当作对其他地方环境损害修补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一个地方的排放就可以在别处得到补偿。这为通过对别处资源滥用经济定价来进行资产剥夺创造了条件，而且转移了人们对消费和生产过程的注意力，而这些过程首先是要进行环境破坏的。

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补偿来消除环境影响，就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逃避从根源上解决生产体系的环境破坏问题。

TNI：是什么让这一理念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被各国政府、企业、环保机构乃至联合国接受？

ML：我认为这个“绿色经济”的外衣为追求利润的私有产业、绿色团体、地方精英以及全球性机构等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让他们追求同样的目标。然而，如果你深挖一下，就会发现人们对“绿色经济”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比如当前的增长率以及“绿色经济”是否应该公平公正等。

我认为私营部门正带头企图利用人们对绿色问题的感情发一笔不义之财。与此同时，一些环保活动者和NGO联盟认为“绿色经济”思想是一个让资本主义也为环境和穷人服务的新机遇。许多NGO都抱着一种实用主义，把“绿色经济”当作让商业力量在环境日程中发挥作用的唯一办法。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切切实实地看到这种思想的不利之处。

TNI：“绿色经济”可以变革吗？还是我们正在走进死胡同？

ML：我认为都有可能。首先绿色市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可以提高透明度、改善价值链、确保当地人获益。公正、公平、包容本地以及可问责性等原则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的确可以让绿色市场为穷人服务。我们不可能希望所有“绿色”市场全都如此，因此完全有空间让其像公平交易运动一样重构市场链，让当地社区充分享受托管人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上作用是有限的。利用“绿色”市场来保持“一切照旧”的生活方式，用它来抵消不利影响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低耗能系统，帮助人们在生态限度内更有效地生活来解决气候变化。这必然导致增长率降低，特别是在北方国家，还必须将投入集中在对生计、就业、人际关系以及与生物圈的动态联系上。

我们也需要另辟自下而上的蹊径，关注当地人与自然共生的权利和经验。在特刊关于西非的那章中，我们就研究了原住民利用土壤的方式。他们把木炭埋在土里，即使在贫瘠的土壤中，也可以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固碳并生产出能够出售的庄稼。因此，有很多利用砖窑等多余资源来加速生产进程的方法都是可以升级提高的。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已经开始寻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营销，在碳市场上出售“生物炭”的灵丹妙药，这让此进程在地方层面的相互联系网络里立即消失。

这些升级办法之间的差别有时很微妙，但依靠地方关系与保持嵌入到地方生态的差别却比将这些进程放到国际市场上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只盯着单一解决办法，而是要采取多种必然反映当地境况和当地人及关系的小行动，打组合拳。



梅丽莎·里奇，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技术及环境可持续路径研究中心主任。她和伊安·斯库尼斯及詹姆斯·法尔海德合著了《农民研究杂志》特刊《绿色瓜分：对自然的新侵占？》。

本文首发于跨国研究所网站，本站经授权翻译并转载。《农民研究杂志》由跨国研究所研究员朱恩·波拉斯主编。

翻译：奇芳

图片来源：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