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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够摆脱“碳锁定”效应

琳达 韦斯曼

28.11.2013

化石燃料价格上涨、物流问题、环境破坏以及公众日益增强的反对之声都能帮助中国重新走上低碳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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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体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要想改变难度很大。图片来源:Simon Lim / 绿色和平

不能否认,中国的碳排放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据国际能源署(IEA,政府间能源政策顾问机构)预测,2007-2030年,其能源需求还将翻一番。由于中国70%左右的电力依然依靠燃煤,因此,随着能源需求的扩大,碳排放量也会大增。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再过几十年,到2030年,全球排放增长中预计将有四分之三来自中国。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很多宏伟的低碳目标。“十二五”规划中就纳入了主要针对工业企业和电力部门的强制能源标准和减排目标。虽然这些标准和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中国的低碳工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效则受到某些“碳锁定”因素的制约;社会技术系统领域的研究认为,化石燃料体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要想改变难度很大。

化石燃料体系的这种难于撼动的局面就是人们常说的“碳锁定效应”,即高碳技术、基础设施体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碳锁定效应由三个层面的因素构成——实体系统、规章制度、企业利益。

第一个层面的锁定效应主要来自于高碳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这类锁定效应非常可观,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燃煤电厂的沉没投资。“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计划通过关停并转小型低效电站来提高电力部门的能效。然而,煤电的需求不止,新建电厂投资就不会停。新建的电厂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生产下去。到2035年,这些燃煤电厂正常经营周期内锁定的碳排放将超过850亿吨,高于美国同期锁定的碳排放总量。

工业部门也存在类似的锁定效应。工业能源消耗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为电机的能耗。由于大部分电机的能效低于最佳能效标准,因此,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能效或许能够降低排放。然而,这种升级措施提高的能效可能只有几个百分点而已。过去几十年,大量投资快速流入工业部门。据IEA估计,到2035年,中国工业设备锁定的碳排放将达到440亿吨左右,差不多相当于2020年全球温升不超过2摄氏度所允许的总排放量。

建筑领域所用的材料也存在碳锁定效应。建筑能源消耗在中国能耗中所占份额有限,到2035年锁定的排放量仅为80亿吨。然而,随着建筑行业投资规模的加大,其碳足迹也在快速增加。2002至2007年,中国排放增长中大约有60%左右出自资本投资,而大型建设项目投资是导致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筑行业及其供应链(如钢铁和水泥)的扩张促进了碳排放密集型产业活动。很多快速增长的中国城市也开始出现无序扩张的趋势,从而陷入低能效的发展模式。

第二种碳锁定效应源自支撑和强化高碳体系的各种规则,其中包括规制(立法、市场规则),认知(习惯和惯例)以及规范(理想和价值观)。

在中国,这里面还包括与高能耗单位签订的合同。例如,与大型工业企业签订的合同,以及他们与供应商和员工签订的法律协议等。另外,还包括市场化因素,如化石燃料补贴等,虽然这些补贴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低碳技术成本过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壁垒。工业和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而绿色发展往往不在其选择范围之内。例如,安装环保设备或者采用工业回收技术的成本对于小型工厂来说通常很高。同样,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建设在众人眼中也往往代表着高成本,而并非常规的建筑标准。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包括规划方、工程技术方、设计方以往经验在内的各种习惯也会给低碳发展带来障碍。他们在节能建筑施工等低碳技术应用领域缺少经验阻碍了低碳实践的推广。

理想和价值观造成的碳锁定效应源自中国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些增长目标与最后一种锁定效应密切相关,涉及企业的利益。研究表明,工业单位和能源企业等实力雄厚的企业,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会成为低碳发展的障碍。这类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在人们看来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决策过程不透明,仍然无法对其进行估量。从国家石油企业(NOC)和地方产业能够成功地影响石油(以保护生产方)、电力(以保护最终用户)的价格就可见一斑。而这一影响也使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有了持续下去的支撑点。

另外,主要决策者一般会将经济发展作为他们的首要发展任务,从而为高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立足点。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地方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机制主要以经济增长作为奖励标准。虽然能效已经成为一项“硬性”业绩考核目标,但是,地方干部仍然将增长置于环境绩效之上。其次,中国的金融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从而促使地方领导愿意支持那些能够扩大税收、创造预算外收入的经济活动。这些首要因素导致那些创收快、排放高的活动受到鼓励,如产业扩张、土地开发建设等。

社会技术变革领域的研究认为,假以时日,随着变革压力的增大,多个社会部门就会开始做出响应。到那个时候,碳锁定效应是可以打破的。而在中国,变革的压力源自价格上涨、物流问题、环境破坏、公众日益增强的反对之声等与化石燃料使用相关的问题。应对这些压力的方法包括颁布政策鼓励使用替代能源、经济结构调整向低排放领域倾斜以及推广低碳技术等。

这些动态的发展趋势或许就是我们实现低碳未来与经济发展并举的希望。当前的优先发展目标和规划实践决定着未来锁定的碳排放,因此,需要从今天开始对其进行改革,才不会被关在低碳发展机遇的大门之外。
 

翻译: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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