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天，在北京昌平的一处展厅内，来自16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代表围在展台前，与中国企业交流离网太阳能、清洁炉具、电动出行等解决方案的应用与落地可能。其中，多位非洲国家的代表对相关技术和产品表现出明确的合作兴趣。

这是“南南合作可再生能源展示中心”的现场，由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简称“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承办，旨在搭建一个长期运行的技术展示、能力培训与项目对接平台。

类似这样的尝试，正在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出海”新阶段的一部分。2025年被不少观察者视为中国光伏“出海”进入新阶段的一年：欧美市场缩水、新兴市场崛起。其中，非洲成为最重要的增长点，202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光伏组件同比增长了17%。

这背后的因素既包括中非合作的政策背景，也包括非洲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压力，以及传统出口市场日益强化的本地保护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固然重要，但越来越多来自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民间主体的参与，也在推动合作从“潜在机会”走向“具体路径”。

2024年，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简称WRI）的支持下，由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协会牵头，集合首批21家来自中非的协会、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了“中非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投融资伙伴关系”（以下简称“伙伴关系”），希望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技术共享与投融资创新，加速非洲的清洁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对话地球采访了这一“伙伴关系”中来自中非双方的多位相关负责人，以期理解中非新能源合作正在形成的现实路径。

当非洲需求遇上中国供给

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是“伙伴关系”的主要牵头机构之一。秘书长李丹告诉对话地球，与拥有成熟化石能源体系、面临沉重“先立后破”负担的发达经济体不同，非洲许多地区在能源版图上几乎是“白纸一张”。“非洲不需要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可以直接步入分布式光伏和储能的未来，实现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她说。

睿纳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Development Reimagined）分析师鲁加雷·穆坎加纳加（Rugare Mukanganga）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对话地球，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发展制造业和工业能力，其整体能源需求正在上升。“填补这些能源缺口至关重要。既然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以及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相对于化石燃料替代品的价格竞争力日益增强，那为何不优先发展这些领域？”他说。

李丹介绍，专委会从2022年埃及COP27气候大会时就在规划推动中非能源合作，因为不仅看到了非洲的能源需求，还看到了中国的供给能力。然而，在供需看似高度匹配的情况下，实际合作却存在很多障碍。李丹指出，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而在于市场运行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尚不完善。“当一个地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就一定适用，可能存在成本过高或者基础设施无法匹配的问题。”她解释称，中国企业能够提供多层次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但如何实现与非洲本地需求的精准对接，仍需要额外的协调与沟通机制。

这一判断也成为推动“伙伴关系”建立的重要原因。WRI协同合作伙伴对该机制进行了底层的设计和搭建。WRI可持续转型中心能源项目研究员张成表示，自2021年以来，中国在海外能源投资中不再新增煤电项目，业界随后更加关注海外能源投资的绿色化转型路径。非洲市场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但目前仍面临基础设施、融资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实际挑战。“在此背景下，企业单打独斗往往效率有限，亟需建立更广泛的协作机制与平台，以降低风险、提升确定性。”他说。

填补信息鸿沟

在国际投资的领域，最昂贵的成本往往不是资金，而是信息鸿沟。

穆坎加纳加提到，很多人不了解，非洲各国的能源起点与优先级截然不同：“目前，约20个非洲国家50%以上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对于这些非洲国家而言，能源转型的紧迫性远不及其余35个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来说，只有更清楚当地情况，才能在不同市场中做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和布局。

 “伙伴关系”正对此尝试更系统地整理和分享信息。张成介绍到，团队正在制作面向中资企业和投资人的季度简报，重点跟踪肯尼亚、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市场的政策变化、行业动态和投资环境。除了书面信息，伙伴关系还会定期组织中国企业赴非考察，与当地企业和项目进行面对面交流。

今年4月，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梅斯芬·詹布里（Mesfin Getachew Jenbrie）与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副秘书长王卫权在北京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就光伏解决方案进行讨论。 图片来源: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既有看法。例如，部分中国企业过去认为非洲市场支付能力有限，产品必须以极低价格进入。但调研发现，在肯尼亚和卢旺达，工商业电价折合人民币约为1.5元至2元，明显高于中国国内水平，当地企业对稳定电力供应有强烈需求，部分私营用户的支付能力和信用水平甚至高于政府机构。这些信息也影响了企业对定价和产品策略的判断。

在非洲一侧，对中国技术的认识也在变化。埃塞俄比亚光伏协会（Ethiopian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简称ESEDA）也是“伙伴关系”牵头机构之一。协会主席总经理叶米西拉赫·西塞（Yemissirach Sisay）告诉对话地球，目前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光伏设备来自中国，尽管中国企业在当地已有布局，但相关企业较为分散， “伙伴关系”的一个作用，是帮助将这些企业连接起来，更系统地识别问题，并推动与本地产业的对接。

此外，文章开篇提及的展示中心参访是重点项目，现场向非洲代表展示了“光伏+农业”、虚拟电厂、电动车向电网输电（Vehicle-to-Grid，简称V2G）等多样化应用场景。“一些代表告诉我们，这种从单一用途到系统应用的变化，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本地能源发展的路径。” 专委会国际合作主任芦丽莎说。

她进一步表示：“未来，我们希望这个展示中心不仅展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案例，也能展示南方国家的案例，成为真正的南南合作展示中心，促进更多方的交流。”

能力建设与技术转移

在探讨合作时，能力建设和技术转移不断被提及。西塞和穆坎加纳加都指出，目前当地仍缺乏熟练的技术劳动力，这也是未来合作中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伙伴关系的合作项目已经在尝试回应此类需求，开展能力建设。例如，由中国企业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卢旺达设立的 Forever TVET 职业技术学校，专门面向当地政府和企业培养技术人才，包括提供可再生能源领域课程。在当地，一个约44千瓦的太阳能电站被作为实训基地使用，不仅为周边提供电力，也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运行环境中学习电工技能、设备维护和电站管理。

在此基础上，一些更具属地化特点的应用也开始出现。例如，卢旺达的项目尝试将光伏电站与电动摩托车换电站结合，以解决当地电动车换电问题。这类模式既回应了本地市场需求，也为中国技术在当地形成持续应用创造了条件。

不过，大型的技术转移还面临诸多阻力。李丹指出，非洲供应链面临碎片化的阻力。虽然有呼吁建立完整本地产业链的声音，但存在市场规模不足的问题。她举例说：“在中国，生产的铝材不是专门给光伏的，还同时供给基建、汽车等各种行业；如果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消化这些铝材，仅仅为了光伏建厂就不太现实。”

穆坎加纳加则认为，要在“本土组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变成“本土制造”，需要一个具有培育性质、对初创企业友好的政策环境。这种环境可以通过本国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通过非洲各国政府在政策立场上的协调与一致来实现。推进此类工作，民间声音也需要与政府进行更多沟通。

资金难题

和许多国际发展与能源转型项目一样，资金始终是绕不过的难题。张成提到，剧烈的汇率波动、不透明的政策环境以及不畅的退出机制，构成了投资非洲的“隐形成本”，加剧了融资难度。

“高昂的资本成本正在扼杀非洲的增长机会。” 穆坎加纳加指出，当市场上的资金大多附带严苛的商业条款时，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往往受到影响，本土制造业在起步阶段也因此缺乏吸引力。西塞则指出，当国际资金试图进入时，往往面临多重掣肘：一方面，外方资助者担心资金最终流向实力更强的中国承包商，而非支持本地产业；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等机构设定的较高技术门槛，也让希望获得融资的本地中小企业难以进入。

针对这些问题，参与该“伙伴关系”的各方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金融创新方案。张成认为混合融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公共资金或慈善赠款进行“兜底”，覆盖项目的初期风险，从而发挥杠杆作用，撬动更具规模的私人资本进入。

除了融资结构本身，伙伴关系也在尝试从其他环节改善投资环境。例如，通过定期发布市场简报，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理解当地政策和市场变化，从而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判断偏差。

此外，还要提升项目本身的“可融资性”。李丹指出，非洲虽然存在大量能源需求，但如何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可运转、可商业化的项目，仍需要系统性的能力建设，包括项目设计、风险评估和商业模式构建。

在更长期的层面，穆坎加纳加认为非洲的初创企业急需不以短期盈利为首要目的的长周期资金。这种“耐心资本”应站在产业培育的视角，而非纯粹的财务精算视角来评估风险。他还认为非洲和中国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尤为重要，“可以扩大可用融资的资金池，特别是为支持非洲《2063议程》的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一项针对融资的最新伙伴关系正在策划中。张成介绍，在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领域，WRI与其伙伴机构共策划了三类伙伴关系：除了由四国行业协会主导、侧重协助企业贸易与投资对接的机制外，还包括由卢旺达恒华职业技术学院和肯尼亚斯特拉斯莫尔大学（Strathmore University）牵头的能力建设合作，以及接下来一个以融资为重点、致力于开发创新金融机制的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