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越南部分由中国企业投资的大型太阳能工厂暂停生产，以回应美国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初步裁定。这一停产事件暴露出一个结构性风险：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运营上过度依赖外资，其产业体系本身就可能变得脆弱。

真正缺位的是技术转移。换言之，外国企业需要向本地企业和工人分享知识与技术能力，使其不仅能够掌握并最终实现自主开发相关技术。

本地增值环节的配套建设同样不足，既未能真正创造稳固的本地就业和产业，也未能推动经济从产品组装或原材料出口向价值链上游迈进。

这种情况足以令任何希望借助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清洁技术投资来获益的国家提高警惕。

中国企业在海外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池、风能和绿色氢能领域的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投资，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它已经构成流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私人“气候融资”资金流之一。而此类资金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至关重要，根据最新的“巴库—贝伦路线图”，到2035年全球每年需要筹集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方能达标。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采取更具战略性的举措，将以逐利为主要驱动力的私人资本真正转化为实质性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增值。

如果推进得当，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国家便能将清洁技术培育为本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为自身实现公正转型奠定基础。反之，一旦投资撤离，政府往往难有实质性成果可言，难以形成长期效益。

越南的经验教训

东南亚曾是中国海外制造业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布局地区。在美国初裁出台之前，越南一直是中国太阳能制造业海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在2024年暂停其在越南的太阳能组件生产线，一个问题随之暴露：当地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与能力转移微乎其微。

位于越南北江省、由中国天合光能投资建设的太阳能电池工厂，摄于2017年。图片来源：Le Yanna / 新华社 / Alamy

如今，越南在太阳能制造价值链中的本土企业寥寥无几。IREX是唯一一家由越南本土拥有的组件制造商。约90%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设备仍依赖进口。

越南政府正努力改善这一局面，尤其是通过一项新法令：对承诺开展技术转移的外国投资者给予投标加分，从而直接影响优质土地使用权的分配。

中国在海外清洁技术制造领域的投资规模极为庞大——自2011年以来，预计已达2270亿至2500亿美元，覆盖461个项目。以上数据来自我去年与马蒂亚斯·拉森（Mathias Larsen）为“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而且，这一趋势才刚刚起步。我们的报告显示，其中约88%的资金是在2022年之后投入的。

这类投资正在重塑全球南方国家的清洁技术供应链。尽管太阳能曾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但其布局正迅速扩展至风能、电池、电动汽车以及绿色氢能等产业。

区域布局也在迅速扩大。中国清洁技术企业早期主要布局于东南亚，但如今在中东、非洲和南美的新项目正迅速涌现。

对于受援国而言，其吸引力更多来自经济层面，而非环境层面。清洁技术投资为各国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

根据绿色和平东亚海外能源投资项目负责人李雨潇的评述，在去年9月举行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各受援国在宣布新的清洁技术合作协议时，比中方在其官方表述中更强调技术转移和“经验交流”。

在这一背景下，越南的经历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幅令人警醒的图景。经过十余年的密集投资与制造业繁荣，作为受援方的越南在其太阳能产业中却几乎未能获得实质性的长期发展成果。

新的趋势与机遇

从全球来看，中国海外清洁技术投资正呈现出由重资产开发向轻资产模式转移的趋势。

这些模式包括技术许可，即企业向当地合作伙伴出售技术“配方”，如福特在密歇根州采用宁德时代电池化学体系的案例。另一种是合同制造，由第三方工厂代工生产产品。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汽车工厂便是典型例子，它为多家中国车企组装整车。

这一趋势何时会发生变化仍难以预判，因为其背后部分源于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及各国日益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此类规则用于界定产品的经济国籍，以确保其符合关税减免或参与本地合同的资格。

然而，产能外包而缺乏本地实体根基的风险，也为受援国带来了新的切入口。各国可以利用这一局面，要求更具合作性的交易结构，从制度上锁定本地能力升级的空间。

轻资产模式为本地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包括共同制造、供应商升级基金以及联合设计实验室等多种形式。例如，中国晶澳太阳能与南非ARTsolar达成的本地化制造合作，就明确提出将培训当地员工，并与本地机构合作推动劳动力发展。其目标是在提升产量的同时同步扩大制造能力——与越南的案例相比，这种模式为东道国在能源转型中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具前景的路径。

归根结底，我们仍需理解中国企业为何会选择在海外建设工厂。正如“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报告所指出的，核心原因在于获取渠道：进入东道国市场、进入其他国家的更广阔市场，或获得关键原材料。

当中国企业在海外建厂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向第三国出口时，本地产业从中受益的空间往往有限。随着这些出口型枢纽的投资不断扩大，各国政府愈发需要制定明确而有力的政策，确保投资能够真正带动本地产业发展。

要将资本投资真正转化为具有变革性的收益，关键在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例如，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应共同签署严格且务实的标准，将市场准入与当地能力的可量化升级挂钩，从而强化本地供应链、技能建设、透明度以及资源循环利用。

上游制造环节应与下游清洁技术的部署紧密衔接，才能在能源转型中形成更强的系统性效应。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坚持这些基本原则，东道国便能更有效地将中国投资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能力升级，并实现更快速、更公平的能源转型。

从许多方面来看，2025年成为中国海外清洁技术投资的关键转折点。然而，对东道国而言，关键不只是看到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更在于这些投资能否真正深入其本地市场、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