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发表了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环境政策助理教授朱安娜（Annah Lake Zhu）与其他研究者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分析了中国采用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NbS），以及这一概念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为此，对话地球采访了朱博士。出于篇幅和清晰度考虑，我们对采访实录略微进行了编辑。

NbS是一个全球使用的概念，但你在文章中提出，这个词在中国可能有特定的涵义。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NbS？ 

简言之，中国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指的是大规模的“生态发展”项目。它们模糊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在中国，NbS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然，而是被视为一种加强和完善发展的方式。

在某些时候，这与西方话语中、尤其是在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这一概念时所使用的NbS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的语境中，NbS往往更多关注事物的自然一面。例如，非洲一些由西方组织管理的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就可以被视为NbS。尽管西方资助方或许不认可这样的说法，但此类NbS项目其实并不以促进发展为重点。

中国特色的NbS将自然视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从而将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也潜在地纳入其中。例如，大规模植树造林便是一项典型的NbS，它可以解决与污染、洪水、沙暴和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问题。这种植树造林往往是更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在偏保护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此类植树造林项目或许会招致非议，因为它们不仅不能保护或者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甚至可能伤害后者。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人类是自然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大规模植树造林无法保护自然的批评，往往被中国忽略。

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中，NbS以何种形式出现？

中国正以三种方式向海外输出本国的一些NbS方法，对象主要是全球南方国家。

第一种方式由来已久，即通过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协议。历史上来看，此类协议很少关注环境问题，但过去十年中，对于环境的关注却与日俱增。例如，2021年最近一次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简称FOCAC）上达成的九个重点项目中便有一个聚焦绿色发展，包括助力 “非洲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 in Africa）造林项目，以应对撒哈拉沙漠南部荒漠化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Lancang-Mekong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简称LMEC）。该机构成立于2017年，旨在推动中国与东南亚五个国家之间的环境保护合作，实现在保护饮用水源和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可持续地开发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中国的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或中国科学院通常在这些环境倡议中发挥作用，直接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关国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其次，是与此相关但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合作形式——三方合作，即由联合国充当第三方的中介角色。这种合作形式出现相对较晚，但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着愈加积极的作用，这种形式的合作也逐渐增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关系（International Ecosystem Management Partnership）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它通过基于项目的干预措施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其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三方合作也让中国的机构（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得以借鉴联合国和其他在这方面拥有更深资历的联合国成员国的经验。

最后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指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公路、铁路、水坝、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被赋予了额外的生态保护要素，以减轻其环境影响。例如，为水坝配建鱼道，架高铁路以便野生动物穿行，以及种植绿化带以保护高速公路免受沙尘侵袭等。这种类型的项目受到的洗绿批评最多，这是因为生态保护要素与整个基础设施相比比重过小。但上文提到的多边/双边和三方合作项目同样高度聚焦发展问题。它们专注于利用环境手段提升发展质量的项目，尽管它们并不涉及重型基础设施。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NbS合作是否因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果是的话，为何存在这种差异？ 

中国与各全球南方国家在NbS方面的合作确实非常不均衡。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最为频繁，尤其是与历史上与中国外交关系最为紧密的东南亚国家。这种合作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只不过是如今才开始被积极地重新冠以NbS之名。此外，此类合作多采取多边/双边或者绿化基础设施项目的形式。

中国在非洲国家的NbS领域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并往往更多地采取三方合作或者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形式。这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密切，并且觉得通过联合国机制协调开展环境合作更好。

答案简单明了：中国希望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领导者。推动这一举措的主要是中国领导层。最初只限于国内，在2007年左右启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当时或许并未全力投入）。如今，生态文明的政策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而且对国内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8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最后一项原则便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认为，中国必须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并“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这便是NbS的意义所在。NbS与生态文明拥有强大的共鸣。二者都希望实现社会转型，让社会利用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处，从而实现共同的繁荣。然而，生态文明是一个中国范式，其全球影响力有限，但NbS却是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际化术语。

全球南方国家的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何更好地契合中国在NbS合作方面日益高涨的兴趣？ 

我认为首先要知道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此类生态-发展型合作。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大多数人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全球环境破坏画上等号。这一观点当然其来有自，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国内的环境转好已经非常明显。全球来看，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目前，甚至是未来，全球南方国家确实可以利用中国提供的资源。

例如，我近期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该所的口号是：“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我”。该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参加国际会议寻找伙伴，寻求合作并与之分享他们在防治荒漠化实践和技术方面的经验。他们有很多经验和策略，可以在中亚、非洲的干旱地区发挥作用。

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最基本的是要知道有这些可用的中国资源，尤其是要知道中国的这种发展援助模式不仅考虑环境， 并不像西方提供的环境援助那样只关注自然保护本身。我认为，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法可以让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受益。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白睿（Tom Baxter），对话地球全球中国事务与教育项目负责人，常驻伦敦，2018年加入对话地球，2022年之前常驻北京。他拥有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历史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攻读经济政策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曾在中国工作了十年，可以读、说中文。他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气候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在全球发展与环境治理中的角色，以及工业化、移民、劳工等社会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