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柬埔寨及东南亚，大规模捕猎鸟类正在引发一场被忽视的生态危机。  

“我们每天晚上都设置陷阱。然后，我们就睡在旁边，有时睡在吊床上，有时就睡在地里，”柬埔寨中部磅清扬省（Kampong Chhnang）的农民桑南（Samnang，化名）说道。

桑南所在的村庄几乎所有男性都捕鸟。他们在水田旁边架起长达50米的细网，并通过便携式扬声器播放鸟叫声来诱鸟。

“多的时候，一晚上就可以抓到十来只鸟。”

然后，这些捕获的鸟就作为野味在路边摊或附近市场出售。

桑南说，在鸟类聚集的洞里萨河（Tonle Sap River）一带，捕鸟人一晚甚至可以捕获五六十只鸟。

对话地球在生态保护NGO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研究中看到，猎鸟活动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大陆十分猖獗。记录显示，仅过去十年间，就有500多种鸟类遭到猎杀。

猎鸟者的手段多种多样：在稻田中暗布钩线和陷阱，使用人造或活体的真假诱饵，金属弹弓、毒药、粘杆、气枪、自制步枪，甚至是十字弩。 

在所有猎捕方式中，雾网是最无差别、杀伤力最大的工具。环保人士表示，这种廉价易得的网具使用便捷，已造成了亚洲地区成百上千万候鸟的死亡。 

▲网是捕猎者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价格便宜、简单易用，而且不管什么鸟都能捕获。图片来源：Yann Bigant

▲空啤酒罐被串在一起固定在网上，当有鸟儿落网时，就会叮当作响，提醒附近睡觉的捕鸟人。图片来源：Yann Bigant

东南亚的野生动物猎套危机（snaring crisis）备受关注。保护区的森林里布设着成千上万个简单但致命的猎套装置，被捕获的野生动物最终流向野味市场。然而，猎鸟活动却大多被忽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猎鸟活动远不止发生在森林和保护区，还广泛存在于农田和湿地中。

目前，“空林综合征”（“Empty forest” syndrome）已经得到充分证实——那些表面上郁郁葱葱、完好无损的森林，实际上已因盗猎而失去了大部分野生动物。环保人士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可能会蔓延至湿地和农田。

猖獗的野味交易

对话地球记者在柬埔寨六个省份发现了12处公开售卖野生鸟类的地方。

在记者走访的几乎每个市场，包括首都金边（Phnom Penh）在内，都能轻易找到卖鸟的商贩。在各省省会到金边的国道沿线，路边摊位摆放着已经褪毛或烧熟的各色野禽：成捆出售的小织雀，斑鸠、树鸭、秧鸡、紫水鸡、鹭，甚至还有体型较大的钳嘴鹳。

柬埔寨西北部城市马德望（Battambang）城外一处规模较大的市场里，公然售卖鸟肉的摊位多达六七家。一些商贩还在冰柜里藏了不少“存货”。像桑南这样的猎鸟人，除了供应路边摊，还为中间商和城里客户供货。“有定期从金边来买鸟的老客户。我们也会派车送货上门，”他说。

▲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乌亚希市场（Orussey market）上售卖的麻鳽。尽管相比其他外省，这里的野鸟商贩行事更为谨慎隐蔽，但仍然不难找到。图片来源：Yann Bigant

▲金边的集市上，即便是亚洲钳嘴鹳这种大型鸟类也能看到。这位常年在金边的堆土傍市场（Tuol Tumpung market）售卖鸟类的摊主表示，他告诉警察自己只是偶尔卖野鸟之后，警察便不再找他麻烦了。图片来源：Yann Bigant

▲在马德望城外通往金边的主干道旁，鸟肉被更加明显地摆放出来。除了人工养殖的鹌鹑外，摊位上还摆着十多种野生鸟类，包括织雀、斑鸠和树鸭，既有去了毛的生鲜，也有加工过的熟食。图片来源：Yann Bigant

生态保护非政府组织、国际鸟盟合作机构柬埔寨自然生命（NatureLife Cambodia）首席执行官布·沃萨（Bou Vorsak）表示，人们之所以吃野鸟是因为想要吃得更“天然”，他们认为野鸟肉比人工养殖的更美味、更健康，更能让人活力充沛。

沃萨表示，尽管当局多次开展执法和宣传教育活动，但“人们仍然会停车在路边购买野味，（或者）专程去餐厅吃野味。”

鸟类种群危机

猎捕和农业活动是全球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面临的两大威胁。柬埔寨国家鸟类名录认定，猎捕是该国鸟类面临的“最严重、最普遍的单一威胁”。

尽管人们一直将南亚鸨（Bengal florican）、勺嘴鹬（spoon-billed sandpiper）和黄胸鹀（yellow-breasted bunting）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衰退与猎捕活动相联系，而如今，环保人士也开始对普通鸟类的处境表示日益担忧。

▲黄胸鹀曾是一种“数量极为丰富”的候鸟，但由于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被过度捕杀作为食材，2015年已被列为极危物种。图片来源：Yann Bigant

国际鸟盟亚洲区候鸟项目协调员杨鼎立（Ding Li Yong）表示：“实际上，大多数鸟类（ 物种）种群数量都在减少”，尤其是在东南亚过冬的候鸟。

杨鼎立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发布的一份区域猎鸟活动报告的主要作者。该报告基于当地组织多年的田野调查，警告称，为食用和贸易而进行的猎捕活动预计将“导致曾经常见和/或不受法律保护的物种数量锐减，尤其是那些栖息在保护区外的物种。”

杨鼎立认为，猎鸟活动“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所增加，但在特定的保护区内有所减少”。他解释说，问题在于保护区过度集中于森林地带，以及少数与濒危物种相关的湿地。然而，那些依赖稻田、盐田和河漫滩生存的鸟类，却往往被以保护区为基础的生态保护项目（site-based conservation）所忽略。

▲柬埔寨西南部西哈努克省（Preah Sihanouk），一只在稻田中被捕获的白胸苦恶鸟。虽然捕鸟网是最常用的捕鸟工具，但人们也会使用其他各种工具，包括图中这种复杂的陷阱。图片来源：Yann Bigant

执法挑战

地方主管部门在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方面本应发挥关键作用，但生态保护主义者认为，柬埔寨全国各地的执法工作零散薄弱。沃萨表示，社区委员会和区级官员需要认识到自身在遏制非法捕鸟活动中的责任。

尽管未经许可贩卖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但盗猎和交易活动仍然屡禁不止。大多数地方执法机构既缺乏资源，往往也缺乏意愿进行干预。盗猎野生动物被视为轻微违法，而村长和安保通常也不愿举报或逮捕同乡猎户。

桑南说：“他们（ 村镇警察）并不管我们在自己村里捕鸟，但如果我们去其他地方捕鸟，被抓住就要交钱。”贿赂金从3万到5万柬埔寨瑞尔（约合7.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捕鸟工具有时也会被没收。

▲磅湛省知名的野生动物交易场所，距离警方上一次突击检查刚过去八个月，这里的商贩们便再次公然售卖野生鸟类。图片来源：Yann Bigant

过去二十年间，执法机构从市场和路边摊位查获大量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使得公开交易有所收敛。柬埔寨中南部磅湛省（Kampong Cham）的巴泰县（Batheay）是该国最臭名昭著的鸟类交易黑市之一。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定期对此处进行整顿，而这些行动通常由媒体报道所引发

八个月前，警方刚对该市场进行过突击检查，然而当对话地球记者到访时，仍发现有一名商贩在公然贩卖鸟类。现场有摊主透露，当地媒体曝光市场贩卖鸟类、乌龟和巨蜥的视频发到网上不久，六辆警车便迅速抵达现场。

“他们没有抓人，只是警告我们不准再卖了。”这位摊主说道。她的摊位上整齐排列着各式鱼干，她坦言这些干货销量远比野味好，尽管她承认偶尔还是会为家人购买一些鸟肉。“那些猎鸟的人照样在打野味。”她补充说。

当局后来对该地区仍有野生动物交易的说法予以否认，声称网传视频是很久之前的旧影像。

马路对面，另一个商贩正在售卖秧鸡和树鸭。她为村里给她供货的猎户辩解道：“这些人穷困潦倒，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屋顶都是用树叶搭的，一下雨就漏水。只有靠捕猎换点钱，他们才能买米糊口。”

为了生存而打猎

“贫困是促使人们捕猎的主要原因之一，”柬埔寨自然生命的沃萨证实道。 

湄公河三角洲下游的波雷罗宝湖（Boeung Prek Lapouv）正申报加入《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Ramsar site）名录。沃萨表示，当地人曾告诉他：“我知道这里是保护区，我不应该非法捕猎或打渔。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需要养家糊口。”

护林员会对经济困难的违法者采取“书面承诺制”（written agreement system），即要求其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沃萨指出，由于再犯率很高，这一制度实际效果有限。但他解释说，面对生计本就艰难的家庭，护林员往往会网开一面，不愿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措施。 

▲柬埔寨北部荔枝山国家公园（Phnom Kulen National Park），一名护林员站在一只猛禽的骸骨旁。几乎每次进入柬埔寨森林都会目睹类似的偷猎现场。当地居民可能出于其他原因进入森林，比如采集植物、蜂蜜或木材等，而在那里也会“顺便”捉鸟当食物。 图片来源：Yann Bigant

莫纳什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在对柬埔寨政府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后发现，低收入水平、猎捕行为和野生动物消费之间存在高度关联。该研究人员指出，数据显示，“柬埔寨农村地区的猎捕行为主要出于生存需求”。总体而言，当农村贫困家庭遭遇收入损失时，例如强降雨导致农作物减产，他们往往会将捕猎作为一种应对策略。 

不过，并非所有捕猎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对话地球记者看到的柬埔寨自然生命组织2019年一次调查显示，职业猎人会使用长达数百米的雾网，能捕获大量鸟类。这一特征描述也在当地媒体报道中得到印证。

然而，柬埔寨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Cambodia）的保护影响技术顾问埃米尔·德朗厄（Emiel De Lange）表示，多数被猎杀的野生动物都是为了家庭自食而非出售。“相比民众实际消费量，市场上流通的野味不过冰山一角。”

寻求解决之道

一位要求匿名的柬埔寨野生动物贸易研究专家透露，尽管现行法律对鸟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与哺乳动物相比，鸟类受到的执法监管明显不足。这位专家表示，制定专门的鸟类保护法有助于弥补这一缺口，避免猎鸟行为被轻视或忽略。 

邻国越南已采取行动。2022年，越南政府颁布了影响深远的4号令，旨在遏制日益规模化、组织化的野生鸟类交易，这与中产阶级崛起带动的餐馆鸟肉需求增长密切相关 。 

该地区的护鸟人士还希望加强猎具管制，这些工具在当地市场和网络平台仍可轻易获得。中国相关部门已经禁售雾网等捕猎工具。随着实体渠道管控收紧、交易转向线上，各网络平台也加大了清查力度，下架捕猎工具，并在用户搜索时弹出警示信息。 

沃萨表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区执法固然重要，但若想真正见效，政府还必须努力改善民生。

德朗厄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将（ 捕猎）行为定罪……实则是让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买单。”

德朗厄正在研究一个以生态保护为重心的现金补偿方案：按照当地贫困线标准，向柬埔寨最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补贴，每人每天约2.7美元，以此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减少对捕猎的依赖。 

德朗厄强调，这种现金补助并非万能良药，而只是更广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需要 结合教育、宣传乃至社会营销等多种手段，来改变人们食用野味的观念。

在东南亚大陆其他地区，捕猎已经导致越南和老挝的鸟类种群数量锐减。不过，泰国的情况则令人谨慎乐观。曾经常见的捕鸟活动在过去三十年显著减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向城市迁移，泰国政府加大了生态保护投入，并将保护范围扩大至几乎所有本土鸟类，国际鸟盟报告显示，有逾千种鸟类受到保护。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扬·比冈，自由摄影师，常驻柬埔寨。他在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十年后，转向新闻摄影，致力于报道东南亚的生态保护问题，特别关注野生生物贸易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 武塔·斯雷，独立研究员、调查员和影视协调人，常驻柬埔寨。他专注于环境和人权问题，与记者和纪录片拍摄团队合作，记录柬埔寨最为紧迫的社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