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楠

15.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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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进程，有得有失，得大于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接受了中外对话徐楠的专访。

中国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后期，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转型。图片来源：Peter Morgan

中外对话：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得失？

潘家华：有很多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经验，也有很多必须吸取的教训。总体来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应该看到中国在这3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收获：

首先，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量迅速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正是因为城镇化，中国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靠农业、传统服务业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道路、电力等城市市政建设，还有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区域间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光缆、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环境基础设施，这五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三，中国的资源集约程度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大幅提高。只有相对的集中，才有竞争和效率的不断提高、产生新的规模效益。如果没有城镇化，中国今天的环境状况可能比现在更糟。以北京为例，同样的区域面积，水资源总量没有增加，但承载的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几十倍。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在基础设施的保障下，中国大量人口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进入有文化、有品位的城市生活方式。

第五，中国的开放程度通过城市化这个载体得到提高，以前很多中国城市，基本无法开展国际交流，现在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基本每个省会城市都有国际机场，比起30年前全中国只有首都机场这唯一一个国际机场，已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个城市化进程代价很大。

第一就是社会代价。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生活在一种悲剧性的状态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现在已经不止两代人在支付这样的代价。身份歧视、社会服务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城市化的收益没有惠及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弱势群体承担了成本。

第二是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系统破坏，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迅速治理见效、显著缓解的。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

第三，是历史文化的割裂和破坏。说拆就拆，整体搬迁，造成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中外对话：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哪些独有的特性？

潘家华：第一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快速提高。首先大批搞工业区、科技区、开发区、特区，深圳当时20万人口，现在1000多万。工业拉动，劳动力高度稀缺，提供就业机会，形成人的流动。中国的圈地开发，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动辄出现三千亩、五千亩的新区。

第二是社会二元体制使城镇化的成本相对较低。二元体制把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在城市社会服务之外，应该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这是一些历史原因的延续，从客观作用来看，有好的一面，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也有坏的一面，比如造成身份歧视。

第三，中国的强势政府使城市治理得以避免一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病，比如：不让贫民窟形成，强制改造老城区，对社会治安施以强势高压、需要治理环境时指令工厂停工，这在其他国家都是做不了的。

中外对话：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大进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中国曾经经历工业化快于城市化的阶段，而目前是城市化驱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您认为如何划分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现状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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