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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过去十五年中国与非洲不断强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人们经常提到的就是铜的进口、石油美元、罗安达或卢萨卡不断扩大的中国城，以及中非领导人的频繁互访。

尽管很难弄清中非双向贸易的确切数字，但从大体的情况也能看出激增的趋势：2000年中非贸易额还不足100亿美元，2006年就超过500亿，去年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1800亿。

铺天盖地的分析文章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对非洲的影响，渠道就是非洲肯尼亚、卢旺达和尼日利亚等国精英阶层和新型中产阶级近来不断增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非洲的资源利润出现猛涨。

但是，关于中国行为体在非洲不断演变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最为关键的方式却是人们极少提到的。这就是一场空前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高潮。无论在大坝修筑、灌溉系统扩展还是交通用运河的开挖上，中国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这既重新调整了非洲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也改变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推翻埃及的“水霸权”

说到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尼罗河流域地缘政治中的水。尼罗河流域共涉及11个非洲国家，几十年来这里的地缘政治一直充满暴力，但基本上都在预料之内。埃及虽然位于下游，但却历来掌握着“水霸权”，因为它国力最盛、人口最多、武力最强、国际威望最高、与全球超级大国们的关系也最近。

19世纪，埃及曾经侵略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对苏丹政治的严重干涉贯穿了整个20世纪，而且一直被指责对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进行干涉。埃及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由于该国严重依赖尼罗河水源（97%的用水来自尼罗河），埃及的精英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寻求对整个流域用水控制最大化。

与英国（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美国等大国的密切关系，为埃及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财力支持，使其可以通过政治法律条约、幕后影响和发电、蓄水及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实际建设来确立在流域的优势地位。1959尼罗河水协定后规模创纪录的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为埃及保留了充足的水源。

尼罗河流域国家对埃及的优势都心存不满，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苏丹等上游国家长期的国内危机使它们对埃及的水霸权也无能为力。而且，要想让国际金融机构在不经过埃及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资助上游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美国与埃及是亲密盟国的情况下。

此外，由于发生了好几起大坝导致民众流离失所、腐败和环境破坏的丑闻，大坝在发展经济学家们心中的战略地位一落千丈，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对此类耗资巨大的工程进行投资的动力也愈发减少，这些项目只有在得到大规模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可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埃及水霸权下的平衡状态开始发生变化，原因就是该地区内的各种势力日益抵触紧密的中非互动。

中国“激活”旧有的雄心

中国对尼罗河流域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重要方式体现出来。首先，中国现成的技术、政治支持和资本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而这在九十年代之前是不存在的。世界银行不愿再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感觉到其中有利的商机，非常积极地帮助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治理其水资源，从此之后就成为非洲两个最大水坝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建设企业，一直在苏丹的麦洛维大坝的建设和罗赛雷斯大坝的加高工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也参与了这些造价数十亿美元的工程。中国政府为麦洛维大坝和即将开工的乌干达最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卡鲁马大坝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的公共基金和企业对埃塞俄比亚的大坝建设也至关重要。在世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均以生态和社会原因撤资后，中国工商银行接手，为争议重重的吉格吉贝三号坝提供所需贷款。

大坝的“软实力”

但是，中国在非洲还发挥着另一种更加微妙的影响。大坝和水利工程在中国自身的国内转型中是更加关键的成分。巨型基础设施工程在中国的工业化中的显著作用依然存在，并且以一种软实力的形式对外呈现：随着非洲国家对依靠传统捐助国实现“良好治理”的幻想破灭，以及西方财富在金融危机中大量流失，其它发展模式和政治秩序获得了更多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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