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鸟类迁徙和鱼类繁殖的季节，生活在达里诺尔湖周边的牧民常看到被炮声惊飞的鸟群。今年春天，“虽然没有听到炮声，但鸟类保护和鱼鸟食物链的情况没有任何改观。” 刚从达里诺尔湖考察回来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考察员常青告诉中外对话。

肩负着保护100多种从天鹅、白枕鹤到大鸨等过境野生鸟类的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与国营渔场组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连体双生式管理单位。但是，为了保护渔产，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保护区建立拦鱼水坝，驱赶捕鱼鸟类。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像中国许多自然保护区一样，深陷于保护责任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之中。

“达里诺尔”蒙语意为“浩瀚的湖”，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富饶的西部草原上，是中国北方候鸟迁徙路上重要的经停暂歇地。由于这样重要的生态地位，达里诺尔在1986年建立了旗县级自然保护区，1995年至1997年，连续升级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每逢4-5月，北迁的候鸟会途经达里诺尔，在湖边的湿地草原休息、觅食。此时正是湖中主要鱼类华子鱼（瓦氏雅罗鱼Leuciscus waleckii）繁殖季节，成千上万的鱼会离开碱性较高的达来诺尔，寻找淡水环境产卵。它们通常会选择贡格尔河。这条发源自大兴安岭南端的河流在草原上蜿蜒百余公里之后，注入达里诺尔。华子鱼沿着河道溯游而上，最远能够上游到距达里诺尔入湖口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的地方。

牧民宝音说，每到这个时节，河里就会挤满了鱼。河面上翻腾的鱼有时甚至会跳到河岸上来。产卵的鱼吸引着以捕鱼为生的鸟类。苍鹭最喜欢等在岸边，专吃跳上岸的华子鱼，当地牧民因此给它一个俗名叫“长脖老等”。满河的鱼成为迁徙途中食鱼鸟类补充体能的美食。在春季的河滩草原上，成群飞落的鸟与安静的畜群相伴，形成和谐美好的图景。当地牧民宝音告诉我们，小时候如果弄死了鱼或鸟，是会挨打的。从古至今，鱼和鸟受到牧民传统文化的保护。

上世纪五十年代，达里诺尔湖成立了国营达来诺日渔场，每年冬季开展大规模的冬捕。达里诺尔丰富的渔产成为物质贫乏时期重要的食物补充。

渔场建立之后，贡格尔河在七十年代建立了拦鱼坝。华子鱼溯游产卵的通路被阻断了，仅剩下短短十几公里的一条水量有限的河道。更多的华子鱼则被迫选择东边连接岗更诺尔（淡水）湖的十多公里的沙里河溯游产卵。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解释，建立拦鱼坝是为了保护鱼产，减少因为河水流动造成的鱼卵损失。也有调查者认为，拦河坝缩短了洄游路线，让鱼尽可能留在湖底，而不会进入河道太远的地方。究其根本都是为了保护渔产。但渔产是不是真的被保护了？达里诺尔保护区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湖水盐碱度正在持续增加，已经接近鱼类承受的临界值，拦鱼坝与不断增加的盐碱度有莫大的关系。对于淡水产卵的华子鱼来说，更是生存与繁衍的双重威胁。
    
                                        图为贡格尔河上的拦鱼坝
 
由于食物和捕食范围的减少，鸟类生存也面临同样的威胁。家住贡格尔河上游的牧民宝音回忆，自从贡格尔河修了拦鱼坝之后，河里没有鱼了，以前在河边出没的一种吃鱼的鸟，牧民叫它jahlai，现在也见不到了。常年观测达里湖鸟类的常青介绍，近年来，依赖捕鱼为生的鸟类被迫减少了活动和栖息的范围。捕鱼的鸟都集中到达里诺尔附近的沙里河边。那里正是牧民发现鸟被炮轰的地方。常青告诉中外对话，在鸟类迁徙的季节，他也见过沙里河边为驱鸟搭建的临时帐篷，看到过工作人员用放炮的办法驱散捕鱼的鸟群。

现在，华子鱼以其鲜美的肉质渐渐远近闻名，仅在赤峰地区就已供不应求。工作人员介绍，近年购买华子鱼已经需要提前预定了，市场上都很难买到，市面价格已经涨到了30元/斤。然而华子鱼的数量却在持续减少，近年捕获的华子鱼越来越小。为了保证效益，渔场还开发了人工繁殖技术，以弥补华子鱼自然产卵的不足。

一方面渔场在努力保护渔产，但另一方面渔产和鸟类却都在减少。自拦鱼坝建立之后，食鱼候鸟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渔场和保护区管控的方圆二十几公里范围之内。在候鸟过境季节，在工作人员的驱赶之下，出现在达里诺尔地区的鸟减少了。保护区管理人员也承认：“这两年，本地鸟类的数量应该说是下降了，鸟的种类也在减少。”保护区监测记录中，2008年还能见到的丹顶鹤、灰鹤，近两年来都见不到了。

在达里诺尔湖北岸的事业单位门前，“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渔场”和“国家级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两个牌子并排挂在大门口。1997年以后，达里诺尔保护区按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规定，设立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管理处主任由达来诺日渔场场长兼任。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话说，这是“一套班子，两个单位”。保护区在渔场的基础上建立，其内部许多工作人员是由渔场的职工兼任的，少部分自然保护专业人员为外招。这样形成了一个工作团队两个单位，兼顾保护和渔业生产的管理模式。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保护区中比比皆是，达里诺尔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克什克腾旗的白音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也是由白音敖包林场场长兼任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员告诉中外对话，中国的大多数自然保护区是采取就地保护的方式，在原先的林场、渔场等国有企业地盘上建立起来的。在自然保护工作中，国有企业却成为一个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使经济效益与自然保护矛盾造成的阴影长期困扰着自然保护区。

他介绍，渔场原有班子在经过整合吸纳自然保护技术人员之后，形成两个单位的复杂机构。国家给自然保护区的优先拨款却仅够养活保护区编制内的员工，这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常常形成内部矛盾。而渔场原有的庞大编制则成为沉重的经济压力，往往是国有企业不顾自然保护，追求经济效益的难言之隐。这种压力是保护区内各种经济开发的原始动力，旅游、种植、养鱼是常见的产业。

今年四月底，又一个鱼类产卵、鸟类迁徙的季节里，华子鱼仍然像往年一样聚集在栏鱼坝下，盼望着洄游。过境的鸟儿盘旋在空中……



周维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图片来源：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