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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015
王羚
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整体的生育意愿非常低，生育率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
图片来源：Ernie
“十三五”期间，中国生育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人口报告呼吁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短期内或发生变化
有多家研究人口问题的单位联合提交了一份《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提出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政策。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报告是应决策层要求上递的，显示了决策层对人口这个重大公共政策的关切，也传达出一个信号，生育政策有可能在一个很近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
“‘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人口又是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按钮，跟消费、就业、养老密切相关。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必然要发生，而且是越早越好，我认为中央已经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上述知情人士说。
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3年底，才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孩子）到“单独二孩”（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转变。政府部门本来预计每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2014年仅增加出生人口47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再生育。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4左右。一般来讲，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
这些信息已经引起决策层的注意。自今年上半年以来，各个层面有关生育政策的研讨会议相当密集，就是为了给最后的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这直接给未来养老带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路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性别失调也是一个问题。姚美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20年，全国24岁到28岁的男性总量为4900万，22岁到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相差多达1000万。这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男性将会被排挤在婚姻之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表明，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郑真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总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怪，因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个因素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明显，包括进度效应（越推越晚就不生了）、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在事业和生育的竞争中选择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原文刊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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