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看到了从中国的绿色制造能力中获益的机会。  

“产能过剩”是今年主导全球政治议程的一个词语。今年四月访问中国期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直指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和产能过剩”问题。耶伦担忧地表示，这种产能过剩可能伤害美国产业。产能过剩之辩的一个争议焦点，来自于中国快速发展的“新三样”产业：太阳能、电动汽车和锂电池——这些产品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低碳能源转型同样至关重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内，电动汽车将会进一步受挫——特朗普的交接团队目前正在计划削减电动汽车的税费减免额度，并进一步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些产业正在经历产能过剩的说法，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不均衡”是一件坏事。有些人认为，中国低碳产业的巨大产能可以为全球、尤其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独特的机遇。

   理解产能过剩

简言之，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产业的产量超出了市场的需求。这种不均衡会导致出口价格降低和不公平的贸易。它会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产生影响，后者如果在与低价产品的竞争中失败，或将不得不缩减规模、甚至是彻底倒闭，从而导致失业。

美国和欧盟以此为由对中国的“新三样”商品征收关税。今年五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贸易关税，对中国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分别征收25%和50%的关税。今年七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采取类似的措施，并于今年十月正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

美国和欧盟官员还认为中国政府用“不公平”的补贴提高了中国的产能和全球竞争力。根据今年四月基尔研究所（Kiel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2022年中国对绿色科技企业的补贴猛增，其中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获得了21亿欧元的补贴——相较于两年前的2.2亿欧元增长了近九倍。

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数据，中国的锂离子电池产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三，而锂离子电池对于电动汽车的生产至关重要。中国还生产了全球超过80%的太阳能电池板，2023年上半年其出口增加了34%。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在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时谈到，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陈玉宇将供求不均衡更多地归因于“经济周期性的需求疲弱”，而非供给过多。

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国和全球对低碳技术的需求都将猛增，中国的产能将为实现这一需求做出贡献。IEA预测，从超出现有政策的政府目标和承诺来看，到2030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4500万辆，这一数字将是2023年电动汽车新车销量的三倍还多。

另外，太阳能光伏系统组件和电池的全球需求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快速增长。作为脱碳目标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太阳能发展目标。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202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可以将其现有太阳能发电能力翻一番，到2025年便可实现1200吉瓦（GW）的2030年目标。根据一份IEA的预测，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球电力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将翻一番，从2023年的12%达到2030年的30%。

尽管如此，中国可再生行业正在经历供需不平衡，导致盈利急剧下降。控制产能的话题也逐渐成为业内讨论的重心。

  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关于三个绿色行业产能过剩的辩论，不仅关乎中国与西方，还事关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而非洲的一些专家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人员弗朗顿·奇耶慕拉（Frangton Chiyemura）告诉对话地球，非洲可以通过对接供求，帮助中国缓解“产能过剩”。他说，尽管非洲市场目前相对较小，但中国与非洲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可以为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拓展市场。

吸收中国绿色能源行业部分“过剩产能”的一种方式便是扩大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出口。例如，今年前六个月，巴基斯坦以较低的成本自中国进口了13吉瓦的太阳能光伏产能。智库机构Ember的一份报告显示，南非是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进口增幅最大的非洲国家，截至2023年9月已经进口4吉瓦太阳能电池板，产能相当于其年电力需求的约3%。

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较低。整个非洲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量仅有13吉瓦——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水平还要低得多。奇耶慕拉表示，中国也可以考虑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非洲，从而利用非洲经济体相对较高的美欧市场准入水平。

▲埃及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学生在中国支持开办的鲁班工坊学习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研究者弗朗顿·奇耶慕拉表示，中非技术创新合作有助于为中国新能源产品扩展市场。图片来源：Ahmed Gomaa / Xinhua / Alamy

 他指出：“很多非洲国家都与欧美签订了优惠的贸易协议，关税水平有限。如果中国和一些非洲国家考虑在非洲国家生产太阳能光伏系统或者风力涡轮发电机等产品的可能性……那么有些产品可以在本地市场消化，但大多数产品可以销往海外市场。”

他补充说，很多非洲国家与欧盟和美国市场签有税务减免协议。例如，《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为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超过1800种产品提供了免关税进入美国的机会。

非洲金融公司（Africa Finance Corporation）负责人萨马伊拉·祖贝鲁（Samaila Zubairu）也提议，中国与非洲合作，可以通过推动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多元化，来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

非洲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的建立还与非洲发展制造业、提高附加值的经济目标相吻合。卢旺达的国家转型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ransformation）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独立能源智库Ember的高级研究员杨木易认为，长远来看，供应链多元化也对中国有好处。他说，随着资源约束增加，将产业转移至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增强可持续性。

   连点成线

尽管中国的生产活动与非洲的需求和愿景之间明显存在潜在的契合点，但需要采取行动才能把握住机遇。

杨木易表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非洲国家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当地市场投资环境恶劣，这导致外国投资者对进入本地市场犹豫不决，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公共事业单位主导。“公共部门无法支持足够多的新能源项目，而私人部门又不愿投资，使得项目难以落地。”

今年九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展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包括承诺“为非洲国家提供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实施30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设立中非绿色产业链专项基金”。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北京行动计划》是未来三年中非关系发展的蓝图，其中还明确提到中国将“[支持]非洲发展本地价值链建设、制造业发展和关键矿产深加工，在非洲五个区域打造中非产业合作增长圈，援建10个产业园区配套设施项目，并举办100期工业化人才研修班”。

奇耶慕拉认为，这些迹象是迈出的积极一步。“中国领导层发出的信号是，我们将制定一些政策工具，支持非洲的绿色工业化，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信号效应意味着在非经营的中国企业，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会投身于更加绿色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尼日利亚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非卡尤·阿克雷多鲁（Fikayo Akeredolu）表示，相比于经济援助，她更看好投资者的技术转移和商业投资。她指出，技术发展可以为新能源发展带来更多活力和动力，意味着非洲国家将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此外，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建议，中国政府应当针对低碳产品实施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举措，他称之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Green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lobal South）。该计划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低碳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刺激对中国厂商产品的需求增长，支持全球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他指出，这一计划可以像马歇尔计划一样，形成“利人利己”的良性循环。

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将中国的“产能过剩”视为一次能源转型的机遇，尤其是在实现气候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情况下。但中国通过何种方式推动南南合作，从而使自己能够继续向欧美市场出口新能源产品将至关重要，可以是修建工厂，可以是增强技术转移，也可以是支持非洲和东南亚的新能源产业增长。

本文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谢若含，独立媒体人，泛文化中文播客《不合时宜》创始人，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传播硕士。曾为多家中外媒体供稿，关注气候正义、移民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