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依依

生物多样性数据是国家实现保护目标和获取融资的前提。COP16上，中国正与巴西商讨生态红线和卫星环境监测合作。  

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高度不平均。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资金和地区冲突问题，无法通过卫星或者相关监测技术，来确认国土生物多样性状态，难以持续监测变化和破坏性活动，这给评估国家保护目标和测算融资需求带来了挑战。

作为新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制定后的第一届缔约方会议，本届COP16 上，中国和巴西有望将环境双边合作推进到新阶段：巴西正考虑引入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或类似机制，并与中国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合作，保护遭到破坏的亚马逊雨林。

在 COP16 的一场边会活动上，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主任、前《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布劳里奥·迪亚斯（Braulio Ferreira de Souza Dias）表示，“如要监测巴西雨林的恢复情况，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测量每棵树。我们知道中国正在研究许多不同类型的卫星图像，而巴西则没有。因此，在遥感方面的合作将有巨大的意义。”

自2011 年起，中国提出“生态红线”体系，并利用国产高分辨率卫星、无人机开展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对超过 30% 的国土进行保护。巴西在内的一些国家将该体系视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而这可能也意味着更多技术与数据共享。

交流和合作已经在展开。2023 年，中巴两国签署协议，共同研制新的卫星 CBERS-6 ，预计将于 2028 年发射，其配备新的雷达相机可监测毁林和森林恢复。

2024 年 8 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赴巴西，与巴西环境部、农业部开展座谈，交流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经验。卫星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是其中受邀参与的专家，作为划定“生态红线”最早提出者之一，他也出席了本届 COP16中国与巴西环境合作的边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巴相关卫星遥感合作，对话地球在 COP16 现场采访了高吉喜（出于篇幅和明确度考虑，以下对话内容进行了编辑 ）：

对话地球：目前哪些国家已经表现出对引入生态红线或类似模式的兴趣，为什么会存在引入这种模式的需求？

高吉喜：国家层面，我们正跟巴西、尼泊尔等国家进行探讨，它们也都愿意去实施。但每个国家在使用这套方法时，还是需要按需求调整。

面对《昆蒙框架》提出的要求，其实大部分国家没有行动或者能力达到“3030”的目标，即到2030年对世界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国际上提出的方案，比如通过“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简称OECM）来增加保护面积，一方面很碎片化，另外一方面，大部分国家也只能增加3%，甚至只有1%的保护面积，远远达不到补充保护面积的需求。

但中国生态红线的模式可以助力“3030”目标。现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保护地面积是 18%，算上红线划定面积能达到 31%，正好契合了《昆蒙框架》的保护目标，也提高了物种保护的完整性。

对话地球：巴西现在的保护面积已经超过 30%了，它再去引入这套红线系统的动力在哪里？

高吉喜：“3030”目标其实非常保守，国际上大部分生态学家认为保护面积应该达到 50%，甚至 70%，才能扭转或抑制生物多样性恶化或下降的局面。

对于巴西， 30% 只是底线。虽然数字达到了，但亚马逊森林还是遭到破坏，说明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保护。毕竟，一些重要的湖泊、湿地，以及缓冲地，还没有纳入到法律保护范围。这背后有一些历史原因，如当地本身没有人类活动，本来无需保护，但现在有人为干扰，就有需要保护。

中国也如此。三十年前，我们国家一些地方，比如青藏高原，因为人烟稀少，不需要保护，但自驾游出来之后，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的地方，就容易遭到破坏。

对话地球：生态红线区的监管和保护是怎样的开展的，对硬件配套设施会有怎样的要求？

高吉喜：目前，生态环境部围绕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了监管平台，每两个月会对生态红线内各种人类活动进行一次全覆盖的扫描。过程主要是利用高分辨率卫星过境，查看地面有没有发生变化。这里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新的矿山、城镇以及道路建设，以及现有的光伏设施等，只要发现任何问题，系统会立刻跟当地反馈，进行制止。

值得分享的是，卫星扫描的原理是一行一行进行，意思是一颗卫星扫了一次后，需要绕地球一圈回来再扫下一行。在过去，把中国覆盖一次就需要两年时间。而现在，中国可利用的公益卫星有 30 多颗，商业卫星有 100 多颗，卫星也转动速度更快，基本上两个月就能覆盖中国。

▲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位于生态红线内，并且是众多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的家园。图片来源：Alamy

对话地球：很多国家是没有自主研发卫星的能力的，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会跟更多国家进行有深度的卫星共享？中巴资源卫星的合作是如何展开的？

高吉喜：其他国家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协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然后利用卫星来进行监测评估，作为划定红线的重要手段。未来，如果需要卫星进行日常的评估，我们也可以提供卫星资源支持。

对于卫星资源共享，每个国家的政策和规定不一样。国际上很多卫星的资源，如水、大气，相关的数据都是公开的，直接可用。目前中国也已经跟一些国家（作者按：根据2021年签署的《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的协定》，中国数据共享的对象包含了巴西、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签订了协议，可以根据对方的需要提供卫星遥感的资源。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监测自己的土地，目前国际上提供的数据还无法满足它的需求，自己也没有发卫星的能力，那么可以与中国一起联合发送卫星，分享使用权。中巴之间就是通过合作协议共同研制卫星来进行。巴西可以按照数据需求来定制卫星，比如想监测二氧化碳，还是监测湿地、湖泊，定制国可以有更多数据主动权。

什么是资源卫星？

资源卫星主要用于获取地球表面资源和环境的遥感数据的专门卫星。它们通过传感器、摄像设备获取高分辨率的地面遥感图像。数据通常用于土地资源调查、农业资源监测、森林管理、矿产勘查、水资源监控、灾害评估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中国和巴西的卫星合作始于 1988 年，迄今联合发射了六颗资源卫星。目前有两颗在轨运行，每三至四天提供关于森林砍伐的即时警报。

对话地球：现存的一个话题是，生态红线划定不能只看总量而是要看质量，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并不是不同区域数据增减就可以“平衡”。您怎么看待目前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在区域上的不均这件事？

高吉喜：在中国，平衡不是意味着各省的生态红线划定的区域面积一模一样。它的大小跟这个地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还有历史上开发强度是有关系。内蒙跟西藏现在的生态红线面积是（中国）最大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们的生态系统很重要，另外，在历史上这里人类活动强度不大。青海也划了很大一片红线保护区，这是因为它是黄河长江的源头，因此拥有很大的影响辐射的面积。

要提高质量，红线范围也需要更新。举个例子，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部分分散村庄会逐步消失。中国也如此，我早前去甘肃一个村庄考察，由于当地属于高海拔地区，居民搬走五六年后，房子全部倒塌，被植被覆盖了。在中国南方，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而由于自然的恢复能力强，废弃地会逐渐还给野生动植物。

从全球生态保护的视角看，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面积不一样，处理方式差别很大。对一些关键物种、气候条件作用很大的区域，一定要保护。如巴西的热带雨林，对全世界都有非常独特的作用，一定要保护好；还有一些物种如亚洲象，分布范围很有限，因此只在特定区域进行保护即可。还有一些物种分布区，从历史上看很重要，但现在已经开发变成城镇、农田，就不可再恢复了。

最后，生态红线划定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规划过程中需考虑当地的发展规划。红线划完后，并不是要限制里面所有人类活动，而是要适当按照当地传统习惯进行保留，比如某些地方保留放牧，或者当地人的种植业等等。

我们国家建立保护地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相结合的。在省级层面，每个省上报自己的自然保护地，国家层面也有统一的顶层设计，接着各个省再进一步核对，看看区域是否跟地方的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也因为大部分地方政府认识到红线划定的作用，该方法也受到了广泛支持。

本报道受 Internews Earth Journalism Network 的 2024 CBD COP16 报道计划资助，首发于对话地球网站。

■ 张依依是一名科学记者、独立撰稿人。她探索技术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