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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夏志坚

气候变化正在挑战中国近海渔业,专家指不能单靠控制捕捞量来应对。  

▲在福建的一个港口,渔民们清点捕获的的带鱼。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对中国渔业的影响值得警惕,但当中仍有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图片来源:Zhang Guojun / Alamy

气候变化背景下,日益变暖、酸化的海水正在给中国近海的一些鱼群带来生存压力。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指出,野生大黄鱼、海鲷、玉筋鱼等多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鱼群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中国近海是全球海洋升温最显著的区域之一,1958-2014年间东中国海区域(包括渤海、黄海和东海)冬季海表温度上升幅度接近2℃,升温速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随着大气中的CO2浓度升高,越来越多的CO2溶入海洋,中国近海表层海水的酸度也随之波动下降,江苏南部、长江口、杭州湾近岸海域海水表层酸化明显。海洋环境的快速变化,已经对环境变化敏感的鱼类造成威胁。科学家指,气候变化对中国渔业的影响值得警惕,但当中仍有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而要应对挑战,除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外,沿海地区也需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目前影响有限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渔业国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2年发布的报告,尽管中国内陆渔业规模受长江禁渔的影响,在2020年已被印度超过,屈居第二,但它的海洋总捕捞量仍然冠绝全球,同年达到1177万吨。相较于2010年代高峰期的年均1324万吨,该捕捞量已经回落不少。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此前数十年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捕捞,已经让中国近海的大部分鱼群不堪重负。尽管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休渔等一系列控渔政策,限制捕捞,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渔业,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越来越热、越来越酸的海水正为海洋生态系统以至渔业增添压力,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前述研究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水变化对28个大类下的67种鱼的影响,识别出了一些气候脆弱性物种的主要特征,包括对海洋酸化敏感、处于过度捕捞的状态、对于温度的耐受度比较狭窄以及幼鱼有限的迁徙能力。值得庆幸的是,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的28类鱼中,目前处在高气候风险状态下的鱼只有6类,而21类鱼的恢复潜力都在中或高的水平。现阶段气候变化对中国渔业的总体影响仍相对有限。

所受影响 因“鱼”而异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该研究发现,能够适应过度捕捞压力的鱼种,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些鱼种一般对温度变化的高耐受度,食谱广泛,繁殖力强以及很好的迁移能力,令它们有更好的适应力和种群恢复能力。相反地,适应能力较弱的鱼种,便会更脆弱。以大黄鱼为例,它对海洋酸化非常敏感,对环境变化的耐受度很低,而且种群的繁殖速度较慢,使它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非常脆弱,成中国近海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种鱼。大黄鱼曾经遍布中国东部海域,但其野生种群因过度开发,已经濒临崩溃。而在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田永军教授看来,气候变化对大黄鱼种群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复杂,可能加大了过度捕捞的影响。“理论上来说,海水温度一定程度的上升对大黄鱼来说反而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近年来大黄鱼的野生种群数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出比较确切的答案。”田永军告诉中外对话海洋。

▲浙江温州南麂岛上的大黄鱼养殖区。图片来源:Xu Yu / Alamy

但另外一个鱼种“小黄鱼”则很不一样。由于中国地处亚温带,大部分生活在中国海域的鱼属于暖温水鱼(生存水温在10℃以上的鱼类),小黄鱼和前文提到的大黄鱼都属于这个品类。田永军指出,与大黄鱼情况不同,由于水温的升高,小黄鱼的种群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黄鱼的产卵场比较少,而小黄鱼的产卵场较多,大黄鱼的产卵场一旦遭到破坏之后,就可能影响大黄鱼的种群恢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黄鱼的寿命比较长,之前的过度捕捞可能已经让大黄鱼种群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种群的繁殖力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就会变得很困难。”田永军说。从此可见,气候变化对鱼群影响复杂且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地制宜

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对渔业带来的挑战。由生态环境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专门提出要加强沿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并明确要求坚持稳定并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推进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前述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指出,中国不同地方的渔业面临的气候挑战并不相同,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适应性政策。例如,在渤海和黄海的周边地区,捕捞某些鱼类的生态风险较高,渔业的适应能力较弱,通过多样化海产品种类将有助于增强渔业的韧性,与此同时,增加对气候相关研究和预报的投资、推动多部门和渔业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东海海域,尽管渔业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但是对于渔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令当地社群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关键在于创造新的替代性就业机会。

此外,该研究还强调,让渔民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建设信息共享机制等措施在其他国家已被证明对渔业的气候变化管理至关重要。而在中国,地区水平的渔业和海洋政策尚未将这些措施纳入考量,这应当成为接下来中国渔业气候适应行动的努力方向之一。在制定更为细致的行动计划之前,田永军认为中国渔业的基础研究工作仍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管理是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的。尽管目前有休渔制度,也在提控制捕捞量,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对‘四大家鱼’的产卵场在哪里都还没有搞清楚,很多鱼的生活史特性及其变化也不清楚。在生活史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你怎么判断气候变化对鱼的影响呢?”田永军说。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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