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老木
“气候教皇”方济各离世，但他对于气候环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贡献将被铭记。
▲2015年，教皇方济各在访问联合国总部期间发表讲话。图片来源：Kim Haughton/UN Photo
2025年4月最后一个周末, 天主教世界第266任教皇方济各的葬礼“低调”完成，教皇安眠在圣玛利亚大殿(Basilica Santa Maria Maggiore)。说“低调”，是因为这是教皇的遗愿之一，希望简化流程节省费用(而且这笔费早就得到教皇的妥善安排，不必动用教廷钱财)。没有安葬在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殿而是选择了罗马城里的圣玛利亚大殿，也出于教皇一贯“谦卑”的作风。但作为教宗，他想办一个真正低调的葬礼可能不太现实：共有25000名教众到场，包括150个国家代表团，其中50个由政府首脑带队——我们看到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圣殿中央促膝会谈、马克龙与特朗普在场外握手寒暄、来自教皇故国的米莱总统夫妇坐在贵宾席。同时又不得不说，在中文世界，教皇去世和葬礼都“静悄悄”的，堪称“低调”。
笔者认为：在我们准备庆祝《巴黎协议》达成10周年，大声呼吁要坚守多边主义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教皇对《巴黎协定》做出的难以替代的贡献。
2015年通谕
方济各教皇于2013年被推举出任“掌门人”，2015年5月发布了任内的第二份通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副标题是”关爱我们共同的家园”(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在这个特殊时间节点——根据气候公约安排，2015年底要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气候机制——发布这份重量级文件所引发的全球影响可想而知。虽然这是老人家的第二份通谕，但第一份基本是传承前任工作，所以这份被认为是真正属于方济各教皇本人的第一份，也是天主教世界首份不仅关注“人”，而且关注地球的通谕。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各界纷纷响应，尤其是以理性见长的科学家们给予了热烈的回应和评价：科学期刊《自然•气候变化》2015年第10期以特刊形式向教皇致敬。科学和宗教，在那一时刻，如同教皇呼吁的那样，放下芥蒂开始对话。
在这部184页、共六章246个段落的“著作”中，序言之后开门见山论述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在列举了大气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重问题的同时，突出了气候变化。虽然通谕没有直接点名，第23和24段引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第五次评估(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简称AR5)第一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事实的科学结论，即气候在以超出自然变率的速度快速变化、人为原因是主要驱动力，之后从影响和风险以及全球公平的角度，强调气候变化给穷人和南方国家带来的不成比例的影响、被迫迁移的风险和可能与之相伴的争夺资源的战争风险。
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通谕直截了当地指出“气候”是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common good)，通过强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方的道德义务。可以回想一下2014年AR5第三工作组决策者摘要谈判时的困境：各国就气候能否被称为“公共物品”发生激烈争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该表述从正文挪入脚注，并特别说明这个结论与“责任分担”无关。教皇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这么想就这么说了，干脆利落。
第二章引经据典从神学角度论述“众生平等”“万物平等”的理念。当然教皇也不会真得不识人间烟火，第三到第六章从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角度阐述了气候危机的根源和应对方案。通谕用很大篇幅对“技术统治范式”(Technocratic Paradigm)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技术发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舍本逐末，是无限索取地球资源、追求无极限增长的推动力之一
技术统治范式是什么？
这是一种治理和社会组织的模式，它强调依靠技术专家、科学知识和数据驱动决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专业技术知识应该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目前从城市规划到环境政策，从经济管理到公共卫生等领域，技术统治范式都有体现。
不过，技术官僚范式也容易因为决策不透明，可能绕过民主程序，减少公众参与和监督，技术和算法可能内嵌了现有社会偏见和不公等问题而面临批评。
在经济方面，教皇团队质疑“工具理性”驱使下的利益最大化思维，并质疑市场力量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估量环境的价值；相反，教皇可能更加推崇通过“降低增长”(de-growth)的方式来缓解对地球的压力——老人家认为如果增长不能与社会正义和道义方面的进步相伴，这种增长就是不正当的。
论及生活方式，教皇对资本和生产驱动下的“买买买扔扔扔”的无节制消费主义以及个人中心主义痛心疾首，在各个章节中都能感觉到。这些观点不会得到所有经济学家的认可，更会被技术专家驳斥，但深得我心。
批评的声音认为，教皇想通过道义力量和文化革新推动气候行动是不现实的，量大面广的政治动员、社会运动对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不可或缺；通谕也没有对可持续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进行理性论述。
笔者自己的阅读体会是，金句频出，哲学性很强，可能略显空洞、严谨性不足，政策应用价值不显著，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理工科专家们不屑于论及的“道义”拼图，这就是巨大贡献。
通谕、《巴黎协定》和IPCC
2015年9月下旬，教皇亲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并发表了重磅讲话，重申通谕精神：人类对于权力和物质享受的无度追求造成对自然资源的错误利用、对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漠视，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的权利”。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大会(COP21)通过,并在2016年快速生效,成就了全球气候治理历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地球母亲”(Mother of Earth)这样的感性表述第一次在联合国法律文件中正式出现。针对长期目标等关键问题，据说教皇本人也发挥了斡旋力量，如果说这个信息不确定，那么通谕的力量是不能否认的。在随后的时间里，虽然气候故事复杂多变，但教皇的声音一直能清晰听到。
这份通谕对于IPCC科学评估的影响也有目共睹。从第六次评估报告周期(简称AR6)开始,社会科学开始深入介入到政策研究中。第三工作组报告第五章(减缓气候变化的需求、服务和社会分析)为全新内容，涉及内容包括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发展模式和指标、文化/社会规范/行为改变的意义、共享和循环经济、促进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善的政策措施。
聚焦气候变化的2023年通谕
2023年10月4日，面对不断升级的气候危机和即将召开的迪拜气候大会(COP28)，方济各教皇按捺不住，发布了新的通谕“赞美上主”(Laudate Deum), 副标题是“致心怀善念、关心气候危机的大众”。作为对2015年通谕的更新，这一次版共17页、六章73个段落，特别聚焦气候危机。
新通谕开篇痛陈日益频发的气候灾难，随后教皇遗憾地指出“技术统治范式”还在变本加厉——人工智能是最典型代表——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使用依然没有约束，“不归路”似乎就在眼前。进一步，教皇认为现有国际多边机制对气候变化应对不力，呼吁新发展、新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
▲安葬教皇的圣玛利亚大殿，摄于2019年。图片来源：老木
不同于2015年通谕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只字未提，这一次教皇以两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篇幅，历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大会，郑重提出对COP28的期待：希望COP28能成为改变方向的大会(第54段)，特别希望在能源转型方面有所作为(第54和59段)，推动缔约方做出快速、强有力的反应并信守承诺。
按照原计划，方济各教皇要亲自出席COP28，后因病不得不取消，改用社交媒体向会场传递信息：希望与会者超越国家和商业利益，多为地球和子孙后代着想，更多展示政治力量的远见而不是保守。
COP28顺利完成了《巴黎协定》下第一次全球盘点，其中关于能源转型的表述是重中之重，内容让人振奋。
梵蒂冈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
梵蒂冈分别于2022年7月和9月批准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首次国家自主贡献(NDC1)是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1年降低20%，长期目标是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4年底，梵蒂冈与其他协定缔约方一起提交了第一份双年透明度报告,践行协定义务。从报告中可以看到，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58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人均约16吨，比2011年低17.8%，前的主要减缓措施是用能电气化、大幅度削减石油产品消费、空调清洁化。
与众不同的教皇
除了被认为是“绿色教皇”和“气候教皇”外，《纽约时报》认为方济各教皇在天主教历史上是个“划时代”人物，对天主教现代化做出关键贡献。在成为教皇之前，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枢机主教，以习惯乘坐公共交通的亲民形象著称。在成为教皇候选人之后，他的“竞选”主张也很简单：放弃自恋，不仅要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进来，而且要走出去，走到需要他们的人们当中去。
当选之后，罕有地选择“方济各”(Francis,十三世纪的圣徒)作为教名，意在“谦卑”。除气候环境问题上持续发声之外，教皇对帮助贫困人群和移民、平息战争也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对同性恋这样曾被教会视为“异端”的群体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接纳态度，令人瞩目。
同时，他对天主教机构进行了系统改革，让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拉美的神职人员进入更高决策层。种种行为当然会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但并没有影响教皇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这一点看，教皇很有领导手段和技巧——确实，天主教的层级系统让人望而生畏，能“攀爬”上来必须得到历练，难的是不改初心。
在本文写就之时，圣彼得大殿的烟囱已经冒出了白烟。希望新教皇能够继承方济各教皇的遗志，继续为气候危机发出独属于天主世界的强有力的声音。
■ 老木：资深气候圈观察家。
参考资料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