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就任印尼总统后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在北京见证双方达成了一项总金额达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协议涵盖医疗、生物科技、制造、粮食安全与融资等行业，其中也包括可再生能源。

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Indonesia’s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简称MEMR）介绍，部分投资将用于支持水电以及相关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

“我们珍视与中国的关系，认可中国在经济领域以及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巨大影响力。”普拉博沃在内阁秘书处发布的官方新闻稿中表示。

中国是继新加坡之后，印尼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2023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总额达到了74亿美元，居东盟地区之首。同年，印尼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资金接收国，重点项目包括雅万高铁、工业园以及镍熔炼设施。

然而，基本服务改革研究院（Institute for Essential Service Reform，简称IESR）的数据显示，能源领域的投资却存在差距。2006年到2022年间，中国对印尼投资总计约350亿美元，但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仅占其中四分之一。关键是，这些能源投资有86%投给了化石燃料，投给可再生能源的只有14%。

能源经济与融资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简称IEEFA）的一份报告强调，过去七年，印尼的可再生能源行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23年，该行业仅吸引到了15亿美元的投资。

▲印尼雅加达大教堂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图片来源: Willy Kurniawan / Alamy

IEEFA能源金融专家穆提亚·尤斯提卡（Mutya Yustika）告诉对话地球，阻碍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便是政府的强制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要求独立能源生产商（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简称IPPs）与国营电力公司PLN的子公司合作，并且还要由PLN掌握主控权。

“这增加了IPPs面临的风险。他们需要投入资本，却缺乏对业务发展方向的决策权。”穆提亚表示。另一个阻碍便是电价较低。太阳能发电每千瓦时9美分，这使得可再生能源的财务吸引力逊于化石燃料。这种定价结构削弱了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妨碍了私营部门的投资兴趣。第三个障碍在于冗长且往往欠透明的采购流程。穆提亚以东爪哇卡朗卡德斯（Karangkates）漂浮式太阳能电站为例说：“单是签意向书就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达成电力采购协议耗时还会更长。”

上述挑战促使印尼政府下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3%降至19%-21%。2023年，可再生能源在印尼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仅为13.1%，未达到政府设定的17.9%的目标。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均来自水电、生物质能和地热能。

印尼在停建新火电厂、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缺乏进展，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s，简称WRI）中国区金融项目主任刘爽对此表示了担忧。她强调，政府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应当引导资源“流向全球企业可能考虑的更具融资潜力的项目”。

   来自中国的投资猛增

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任总统期间（2014-2024），中国对印尼的投资猛增。2023年10月在对华进行双边访问期间，佐科维表示：“2013年，中国在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中排名第十二位。”到了2022年，中国已跃居第二。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2010年到2020年，印尼总计获得159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超过了邻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同期获得的中国投资分别不到100亿美元。而印尼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的投资高达200亿美元。

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持续加强。中国作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已经维持了十多年。2023年，中国对印尼出口总额达到630亿美元，占印尼进口总额的28%。

2014年佐科维就任印尼总统后首次官方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

当时，为了降低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印尼禁止未加工矿产出口，以吸引高附加值产业。佐科维延续了其前任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2010年出台的规定，要求矿业企业出口前对矿产进行加工精炼，利用这一措施吸引工业园和矿产加工领域的投资。

全球领先的不锈钢生产商青山集团（Tsingshan Group）在印尼镍行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建立了莫罗瓦利（Morowali）和纬达贝（Weda Bay）工业园。2014年，青山集团是这一行业最大的中国投资方。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研究，印尼生产的电池级镍供应给了九家工厂，它们的电动汽车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0%以上，这使印尼成为可再生能源转型全球新供应链的中心。不过，这一产业扩张靠的却是燃煤电厂，而为其中一些电厂提供融资的是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机构。

佐科维在其总统任期内，为包括电动车电池、水电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等细分行业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了大量投资。“印尼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无论是水电、地热、风电、太阳能电池板、生物燃料还是洋流等等。”他说。

2019年，中国承诺投资270亿美元开发卡杨水电（Kayan Hydropower）项目。该项目将于2035年竣工，计划装机9吉瓦，被誉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水电项目，旨在满足规划中的新首都努山塔拉（Nusantara）以及附近一座绿色工业园的电力需求。

在2023年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工商论坛（Indonesia-China Business Forum）上，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与印尼电力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与中国投资企业签订协议，共同建设印尼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厂，总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

“中方对扩大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投资兴趣强烈。”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Griffith Asia Institute）院长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 Wang）告诉对话地球。

王珂礼将其归因于几个因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安装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强大能力；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驱动下不断扩大的市场；以及中国企业出口可再生能能源技术的潜力。

不过，他承认当前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有限，并指出市场动态和政府监管是主要的动因。“这取决于市场。电力市场受到政府各个利益集团的高度控制。”他补充道，IPPs需要与国营电力公司PLN建立更为均衡的关系，以确保双方都能从投资中获利。

   可再生能源的挑战

▲世界第三大漂浮式光伏项目——西爪哇的奇拉塔漂浮太阳能电站。而在东爪哇的卡朗卡德斯漂浮太阳能发电站项目，光是签订项目意向书便花了两年时间，导致项目进度滞后，这反映了官僚主义阻碍能源转型。图片来源：Zuma Press / Alamy

尽管有所进展，印尼在可再生能源采用方面依然落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例如，2023年，越南的光伏和风电产能已经分别达到了13吉瓦和6.5吉瓦，并且当年还新增了1.1吉瓦。

普拉博沃总统在G20峰会上宣布，要在2040年前建成75吉瓦可再生能源产能，利用地热、太阳能、风电和水电资源。不过，PLN预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耗资2350亿美元。

IESR总监法比·屠米瓦（Fabby Tumiwa）认为，限制性法规，尤其是2019年提出的60%本土化率的要求，束缚了印尼太阳能潜能的发挥。“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印尼需要建立自己的太阳能电池制造业。”法比还指出，印尼缺乏一级太阳能模块的生产能力，这使得项目难以获得资金。

鉴于上述挑战，印尼对相关要求进行了修订——先是在2021年将本土化率降低至40%，后又在2024年8月进一步下调至20%（有效期至2025年6月）。与此同时，当局又对其他可再生能源引入了新的本土化要求，其中要求风能的本土化率为15%。

其他挑战还包括，缺少可再生能源补贴、采购流程冗长以及国家电力管理效率低下等。法比告诉对话地球：“需要从根本上对国营电力企业进行改革，以及培养熟练和经过认证的太阳能行业人才。” IEEFA的穆提亚也强调了改革采购体系以吸引投资、达到产能目标的重要性。

普拉博沃的75吉瓦可再生能源目标与印尼2050年的净零排放承诺相符，但在MEMR看来，实现这一目标或将需要高达1万亿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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