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是指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和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2％、澜沧江总水量的10％来自三江源。

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雪线上升，湖泊萎缩，湿地退化，径流量减少。早在2001年，黄河源头曲麻莱县的108眼井有98个已见底；玛多县内4077个湖泊有1000多个已干涸。草地严重退化，鼠虫害猖獗，退化、沙化草地面积已达可利用草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另外，生物多样性种类和数量锐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由原来10万余只曾经下降到3万余只（后来的数量在逐渐恢复），马麝已濒临灭绝，白唇鹿、马鹿、雪豹数量锐减。

那么，引发三江源，特别是黄河源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有关专家曾认为，过度放牧是导致玛多县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而中科院的其他研究机构，对黄河源区的认识并不相同。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刘时银教授认为，气候变化是黄河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黄河源区近30多年年均冰川面积减少速度是过去300多年的10倍。近50年来，黄河源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8℃，在这种趋势下，过去30年黄河源区冰川面积减少了17％。

青海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站长马良军认为，自然的原因是三江源区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的决定因素，而人类肆虐的开发活动，使原本十分脆弱的江源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那么，黄河源区的生态状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黄河源高原草甸退化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带着这些疑问，2012年年底，我跟随中国民间NGO组织“绿家园”组织的“黄河十年行2012”生态考察小组，从青海省玛多县城出发，向位于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麻莱县的麻多乡进发。

由于认为三江源的生态破坏是源于过度放牧，政府采取了在三江源地区进行禁牧、生态移民的措施。但真相是否如此？这次到黄河源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我们终于有机会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真实答案。

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朵华本告诉我们：“整个玛多县牧民养育有12万头牲畜，而整个草场面积可以养育300万头牲畜。”如果算上现在这里的食草野生动物，也只有20万头。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草场面积，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度放牧的程度。

我们一路看到，由于禁牧，这里的草场上除了各种野生动物，大都是空荡荡的，渺无人烟，很少看到牧民放牧的牲畜。

赵连石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他说：“这么好的草场，不让牧民放牧，真是天大的浪费啊！”在他看来，对草原来说，牲畜的啃食和踩踏，不但不是一种破坏和毁灭，反而是帮助草原更好地良性发展。

据《曲麻莱县畜牧志》记载：1974年全县牲畜存栏突破百万大关，跨进全省“牲畜百万县”行列。但1985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灾，牲畜损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灾又让全省畜牧业遭遇重创，此后至今全县牲畜数量就再也没恢复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现在全县牲畜49万多头只。

既然过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纪初牲畜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生态退化依旧加剧？青海省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目前采挖并未完全停止。对人为破坏的分析，环境地质学家、探险家杨勇的看法与该报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在现在的牧民头上，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生态的破坏，如今后患依在。”

显然，让牧民们放弃游牧生活，黄河源区的生态状况并没有恢复到人们满意的状况。在考察途中，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土沙石的路面，旁边就是表面铺满沙石的河谷地带，很显然，这里的河谷沙化较为严重。而一路上，我们也见到了其他一些沙化的地区，同行的水电环评专家黄玉胜指着路旁的一处草原说：“这片草原虽然表面看起来有一层草地，但是下面的沙子也渐渐露了出来，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块草地就变成了沙化地。” ``````

(更多内容，详见：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5621-Climate-change-not-grazing-destroying-the-Tibetan-Pla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