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短短四个月内，中国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探讨应对良策。冯洁、汪韬遍访相关党政部门、专家，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自90年代中期起，环境群体事件增长了29%。
图片来源：molihua.org
北京大学环境法专业硕士生周霖（化名），将自己的学期课程作业锁定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上，课题名字叫做《开窗》。然而，令她始终困惑的是窗开何处？环境群体事件的解决机制到底在哪里？
这并非周霖一个人的困惑。2012年11月17日，周霖旁听了一场名为“公共领域中的冲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学术会议，参会人士包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的教授、社区管理者和非政府组织，甚至还有一名法官。
在这场仅召开一天的会议上，竟有4个报告的主题是环境群体性事件。会场里，主持人常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也在反复问：“除了协商之外，还有什么解决方法？”
事件增速与案牍上的进步
周霖的课件资料里有两个来不及刷新的数据：
29%——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速，这是在最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透露的数据；
30多万——“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的件数，环境访民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
而2012年刚过去的短短数月里，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和浙江宁波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
早在2009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就已经在《南方周末》发文预测了环境事件的增长趋势，“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三驾马车”。现在，他的预测正变为现实。
在前不久举行的十八大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直面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提问时说，“这是规律”、“环境方面正处于敏感时期”。
而随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中国从发改委到环保部等各部委，开始频频出台各类通知、公告，这被视为“案牍上的进步”。一些研究群体性事件专家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参与群体事件动因
单光鼐总是在第一时间去往事件发生地，他认为，环境事件有着强烈的“共意”特征，动员速度很快：环境议题与政治无关，参与者抛弃了很多顾虑。
2005年，浙江东阳，受到污染侵害的群众多次群体上访造成冲突，这是学界公认具有影响力的第一起环境群体性事件。
两年后，厦门PX事件更成为典型案例。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对比分析说，浙江东阳事件属于“事后救济型”，即权益已受侵害后的维权。而自厦门PX事件延续至今的，则是崭新的“事先预防型”，针对的都是尚未上马的项目，“可能的风险”已足以动员起一场风暴。
多位受访专家注意到，与从前“抗争-赔偿”模式相对应，如今的“环境保护”成为相对宽泛的诉求，民众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并且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
但是，项目是否科学，是否合规，已成为次要因素。
原是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的杨朝飞举例说，什邡宏达钼铜矿属于四川灾后重建国家支持的项目，技术并不落后，环保投入并不少；宁波镇海炼化一体化仅治污设备就投入36亿；此外很多因为民意刹车的项目审批过程都合理合法。
而令应对者更束手无策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往往裹挟着各种利益诉求。遭到反对的建设项目实质上牵扯到征地拆迁、渔业受损等诸多复杂利益，而环保最终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
环保部文件显示，在什邡，宏达钼铜项目是灾后重建项目，环保部要求排污总量不能增加，大企业进驻后，当地原有的几十家小化工企业就需要关闭。而在启东，排海工程也影响了房地产商的销售。
尤为值得关切的是在最近三起事件的背后，一种对技术模糊的恐慌正在形成。比如PX的危害，参加活动的人并不能完全回答，但是这种模糊的权利却形成了事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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