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6

武毅秀

气候变化不一定要成为灾难天气报道的主角，但应该成为此类报道的重要角度，武毅秀撰文分析。

今年7月，江西上饶市鄱阳县油墩街镇遭遇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图片来源：Alamy

入夏以来，全国多个流域的极端暴雨和洪水牵动人心。整个夏天，暴雨催生了连续41天的汛情警报，席卷长江、黄河和淮河流域。各流域雨量均较往年偏多超过5-6成，沿江沿河各地多次迎来1961年以来的最高水位。据8月13日政府通告，今夏的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89.6亿元，比前5年均值高出15.5%，因灾死亡失踪219人。

洪水在6、7月肆虐时，中文互联网上曾短暂出现了关于“主流媒体不够关注洪水”的质疑，但随着汛情的日益严峻，这样的质疑声就被愈发密集的媒体报道所打消。全国与地方媒体在报道汛情、灾情与抗洪举措上仍发挥着主力作用。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伴随着日益上涨的水位，各地经受洪灾的视频、图片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给远方的人们带来更强的冲击力，令人感同身受。纵观公共媒体与自媒体，今夏有关洪水的报道声量并不低。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的是，中国是洪水多发国家，如何将洪水报道做出新意与深度，是很多做突发事件记者的挑战。我们更应该问的或许不是“洪水是否得到了关注与报道？”而是“我们在报道洪水时还可以关注些什么角度与话题？”

高温和暴雨恐成夏季“新常态”

8月下旬刚刚出版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再次指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速度。1961年以来，中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暴雨日数明显增多。中外科学家的共识是，在一个更热的世界里，升高的温度将提高一些地区极端降雨的强度，并带来更强大的台风和风暴潮，增强降水的破坏性。这在中国则体现为：夏季的热浪和暴雨在增加，而温和的“毛毛雨”在减少。 一个更具破坏性、更不稳定的夏天将慢慢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都需学习与这种“新常态”共存。

由此可以想到，未来的夏季暴雨多发，抗洪可能不再是偶发的突击战，而变成一个不断重现的老话题。报道者如何从“老话题”里发掘出有价值的角度？透过气候变化的棱镜来观察，会发现还有很多待挖掘和讨论的内容。

角度一：气候灾害的风险评估与损失补偿

今年夏天，安徽歙县的商户因洪水侵袭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故事令人既同情又痛心。 一直以来，中国由于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呈上升趋势。如何应对更加激烈和更加频繁的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当前国际上和产业界对此提供了不少新的探索和新的思路。从气候角度谈极端天气，除了多介绍某种特定的天气现象和灾害与人为的气候变化的关系， 也可以从处置灾害损失的角度谈论解决之道。

例如，当前不少国家已开展了“天气保险”，美国早在1968年就成立了“国家洪水保险项目”，通过对洪水风险的评估，为全国有“严重洪灾风险”的社区房产提供保险。在英国，洪水保险业会评估气候变化对洪水的影响，在洪水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为洪泛区财产和防洪建设工程提供保险服务。

曾经到英国考察气候保险项目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汤秋鸿研究员在给中外对话的邮件中如此介绍英国的气候保险与气候科学的紧密联系：“气候变化研究人员的评估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使得英格兰和威尔士面临水灾风险的房产数量在2008-2020年间增加了20%以上，没有考虑气候变化影响的设计缺陷可能使得该保险项目无法有效实施。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采纳了该研究成果，最终在Flood Re洪水保险项目中考虑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可能给英国超过500万处房产保险带来改变。”

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商业公司主导，其背后体现的思路都是灾害风险管理需要多部门、跨行业联手合作，并需要加强数据收集等底层工作。汤秋鸿还写道：“洪水保险业需要精准评估水灾损失和风险。一方面，洪水保险业积累了大量的水灾损失数据，可以为气候变化研究和防洪工作提供资料，促进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估和防洪减灾措施。另一方面，洪水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洪水保险业十分关键，随着气候变化对洪水灾害风险影响越来越突出，洪水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

目前在中国，政府的灾后救助仍是灾害天气之后主要的补偿手段。汤秋鸿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次学术对话中呼吁，随着气候风险的增加，中国亟需建立国家洪水保险制度或者水文气象灾害保险制度。

媒体如能对这些有关气候灾害赔付的中外探索进行深入报道，不但有助于提高灾害风险管理能力，而且将加深公众对于气候风险的理解，增加公众应对洪水的准备。

海南董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第一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并减轻风暴潮的影响。图片来源：Alamy

角度二：“坚硬堤坝”之外的抗洪手段

长期以来，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把投资兴建防洪堤坝和水库等水利工程作为防洪应急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防洪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对抗洪水的主流方法，但是，这些基础设施不但花费巨大，而且大多着眼于在洪水来时快速排水，并未充分考虑整个生态系统对水的存蓄作用。此外，这类被形容为“灰色”的基础设施往往只服务于单一的“防洪”目标，从长远来说不具有维系水土和恢复生态的多重功能。为此，很多学者已经在呼吁，在抗洪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摈弃“工程思维”和“战胜思路”，而应着眼于整体性的综合目标。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洪水强度和发生频率不断增加，超标准洪水出现可能性增大。由于水利工程设计往往没有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水利工程基础设施本身存在水毁风险，尤其需要关注病险水库和老旧水库的溃坝洪水风险”，汤秋鸿告诉中外对话。他特别建议，我国防洪体系应当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特别需要加强洪水监测预警、洪水保险等非工程措施。

此外，我们也可以更加积极地寻求利用大自然的解决方案来防洪。热带森林、城市湿地、自然岸线（例如沼泽、红树林、珊瑚礁）具有极强的水土保持作用与消解风暴潮能量的能力，他们在使社区免受强风的侵袭的同时，能够调节生态系统，并最终帮助缓解气候变化。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保护现有的城市湿地、红树林等“自然生态带”，就是构建了绿色的“防洪方案”。此外，不同于“战胜式”的思路只服务于“对抗洪水”这一个目标，绿色的基础设施可在城市中利用植被、森林、绿地、绿色屋顶、渗透性路面来保护居民和建筑免受洪涝的侵害，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游憩场所，提高了城市的活力与幸福感。

媒体在报道抗洪取得的成就之时，不应仅单一的推崇坚硬的堤坝，而更应该关注那些服务于长期与综合目标的方案与实践。随着暴雨与洪水威胁在未来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类似的理念与案例更加值得关注与报道。

角度三：如何获得“气候韧性”？

除了在洪水来袭应急状态下的“工程防洪措施”外，洪水退去之后的“非工程防洪措施”同样值得关注。面对一个洪涝风险加剧的未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个体行为该如何改变以增加在气候风险面前的韧性？

例如，应避免对洪泛区的不合宜的开发利用，同时，为了应对更大的洪水灾害风险， 在重建被洪水摧毁的建筑时，应结合风险等级考虑是否“原地重建”，或在重建时应考虑更高的抗洪标准。增强气候韧性也包括从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未雨绸缪”的打算。国家层面，我国的灾害风险底数亟需摸排。面对今年的水灾，科学家们认为中国的灾害风险底数不清，要重视对基础灾情资料的收集。中国已经在进行灾害风险图的绘制工作，专家呼吁，绘制的灾害风险图应尽量向社会公开，供各方使用，使其发挥防灾的效益。在个体层面，媒体仍可以加强个人的“防洪意识”，宣传预防和降低洪水损失的方法。例如，对房屋架构和电器进行防潮设计和防洪处理，在平时应进行防洪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等。

如果将洪水风险与气候变化长期趋势之间的联系更清楚地建立起来，那么今天有关低碳转型与绿色基建的讨论也将被置入一个更具迫切性的大语境。想象一个极端天气更加肆虐的未来，未雨绸缪不再是选择题，而是整个社会必须马上开始准备的功课。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信息植入到当下的报道中，那么洪水报道即使在洪水退去后，也可以持续产出话题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