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3

龙美诗

罗况闻

 

可持续亚洲最新播客系列《中国的极地前沿》第一集探讨了国际社会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南大洋的努力。

 

 

南极大陆不属于任何主权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我们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受到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约束。这些条例禁止在南极开展采矿和军事活动，但同时本着造福全人类的目的对南极渔业进行管理。以科研和养护为重心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常被当作其它地区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榜样。但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人类的捕捞需求正在给南极周边海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南极事务的最新参与者，中国对这片大陆有何兴趣？其在南极保护相关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如何？

 

嘉宾：

 

刘能冶博士，阿德莱德大学

卡桑德拉·布鲁克斯博士，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大卫·鲍登博士，新西兰水与大气研究所

周薇：绿色和平组织

朱利安·陈，创绿中心

马特·平克顿博士，新西兰水与大气研究所

弗里达·本特松，绿色和平组织

 

制作团队：

 

执行制片人兼主持人：龙美诗

监制：罗况闻

录制：克里斯·伍德

前奏/外奏音乐：亚历山大·莫贝森

 

录音文本

 

龙美诗：欢迎来到可持续亚洲播客系列《中国的极地前沿》，我是龙美诗。

 

上一季节目带我们探索了海洋深处，追寻能够推动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矿物资源。这一次，我们将前往地球的两端：被冰雪覆盖的南北极。20世纪是极地探险的时代，英国、法国、俄罗斯等超级大国都声称拥有部分极地领土。20世纪后半叶，人类建立了相关组织来维护和平与秩序，保护这些原始冰原。但近20年来，传统大国之外的很多国家纷纷要求在这片冰雪覆盖的世界分一杯羹。

 

结束了数十年的内乱和封闭主义之后，中国已经确立了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并就资源开采和保护开展了艰难的谈判。如今，随着气候变暖，极地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试图保护自己在这一新的前沿领域的利益。中国为什么对两极如此感兴趣？让我们先从南极说起。

 

2019年11月7日，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破冰船正式起航前往南极。雪龙二号将在南极的中山站与由乌克兰建造的雪龙号会合，共同执行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中山站建于1989年，仅比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晚四年。

 

那为什么要在南极开展这些活动？作为一个北半球国家，中国怎么会对这个地球最南端的贫瘠大陆有兴趣？有请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高级讲师、中国极地活动权威刘能冶博士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刘能冶：中国是极地活动大国，所以我认为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美国和欧盟，他们为什么对南极感兴趣？我是说，当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他们的着眼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未来。

 

龙美诗：未来。南极洲资源丰富，任何有能力做长远规划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知道自己必须参与这些资源相关的决策制定。对南极洲而言，这些都是由南极条约体系管理的。

 

《南极条约》签订于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签署国是12个活跃在南极的国家。

 

刘能冶：人类对南极的探索始于18、19世纪，以所谓的南极洲英雄时代最为著名。这实际上是所谓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达到鼎盛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们周游世界，试图寻找新的领土和资源，于是他们去了非洲…南极也不例外。

 

但对中国而言，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解决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经历了许多内部问题：内战、革命、各种问题……抗日战争。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没有兴趣（或）能力参与类似南极洲这样遥远的问题。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参与南极事务。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与世界的联系。经过三、四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在南极的影响不断扩大，这反过来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对整个世界，包括南极洲的兴趣都在增长。

 

龙美诗：《南极条约》禁止在该地区开展任何军事或采矿活动，但允许对南极渔业或者所谓的“海洋生物资源”进行管理。许多国家都垂涎南极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为了更多地了解南极海洋物种，我采访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副教授、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成员卡桑德拉·布鲁克斯博士。

 

卡桑德拉·布鲁克斯：如果去南极半岛，你真的会在船上看到周围有不停吃着磷虾的鲸鱼游过，其中有座头鲸、小须鲸、还有虎鲸。你还会看到一群群的企鹅，起此彼伏地在水面上游弋或觅食，还有在冰面上休息的海豹，漂过的每一块冰上面都有海豹，它们也会在水中穿行。我认为就我而言，我见识过不少拥有大量生物的海洋地区，但南极真的是世界上最冷、风最大的大陆。这里陆地上非常干燥，海水温度低于冰点，所以非常冷，但却充满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称奇的事情。而且动物的适应能力简直惊人，鱼类的血液里有抗冻物质，有些鱼类没有血红蛋白，也就没有红血球，所以身体是透明的。对于一名生物学家来说，这里绝对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这么多丰富和多姿多彩的生命。

 

龙美诗：磷虾是这个丰富的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物种之一。在外行看来，磷虾看起来就是小虾，但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种群密度高达每立方米3万。

 

卡桑德拉：磷虾是南大洋主要的食饵种群，几乎所有生物都以它为食，所以它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部分。

 

龙美诗：鲸鱼、海豹、企鹅、鱿鱼…但凡你想得到名字的物种都吃磷虾。新西兰水与大气研究所的海洋生态学家大卫·鲍登博士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信息。

 

大卫·鲍登：磷虾是主要的中层生物之一，就是南极中层食性的生物。所以，水体中磷虾的生物量很高，而不是各种鱼类或者是作为捕食对象的小鱼。另外，银鱼的生物量也很高。这两种生物之间是食物网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在浮游生物，也就是食物网最底部的部分，和顶部的大鲸鱼等迷人的动物之间，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就是磷虾和银鱼。

 

龙美诗：因此这些微小生物对南极食物网极为重要，但和许多南极海生动物一样，它们也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

 

大卫：幼苗时期的磷虾离不开海冰，海冰下就像是磷虾的育苗所，那里生长着可供磷虾幼苗食用的藻类。成年后的磷虾能在水中自由活动，海冰就不再是它们必不可少的栖息地。但未来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在海冰逐年消失的同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磷虾。没有了磷虾，高食物链等级的捕食者也会消失。也就是说，阿德利企鹅、食蟹海豹、鲸鱼，这些以磷虾为食的动物都会消失。我想说，我们很可能会面临海冰损失带来的连锁反应。

 

龙美诗：南极升温的速度比全球其他地方快五倍，这不仅威胁着磷虾等关键物种，也威胁到了以它们为食的动物，而且问题不仅在于海水变暖。

 

大卫：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海水酸化。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其中很多会被海洋吸收，产生的影响就是海水酸度升高或碱度降低。海洋生物的进化需要一种稳定的状态，比如特定的pH值（也就是酸度）和温度。如果同时改变这两项指标，这个物种就很有可能非常快的奔溃。它们无法做出相应的改变。

 

龙美诗：科学家正在努力深入了解南极变暖对全球洋流和海洋食物链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挪威、韩国、中国等渔业大国将丰富的南极磷虾资源视为优秀的养殖鱼饲料来源。

 

我们曾在第三季播客《1986》中谈到中国沿海的过度捕捞问题。由于沿海水域的鱼类资源几近枯竭，中国正在大力投资海洋牧场和水产养殖。这些养殖鱼类需要的大量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要么来自杂鱼（渔民们在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小鱼苗），要么来自磷虾。下面有请绿色和平组织的周薇。

 

周薇：那么在南极的话，像南极磷虾，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它是还是存在还是处于一个没有被完全开发的状态……这也是很多渔船为什么来到南极去捕捞的原因。但是那么我们现在用来评估这个过度开发或者不是过度开发的数据，它还是基本从一个单一物种的角度去出发……而没有考虑到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的这个层面.

 

那么考虑到现在比如气候变化呀等等带来的对南极那边的生物的栖息地对它们的事务（食物？）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在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渔业活动可能会给南极生物的生存带来新的压力。

 

在南极的话，从数据上看南极磷虾还是处于一个没有被充分开发的状态。这也是很多渔船来到南极捕捞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用来评估该地区是否过度开发的方法，基本是从单一物种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整个生态系统。那么考虑到气候变化对南极生物栖息地已经造成了影响，渔业活动可能会给南极物种的生存带来新的压力。

 

龙美诗：考虑到南大洋面临的压力，对该地区捕捞活动的可持续管理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幸运的是， 上世纪80年代《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简称CCAMLR）开始实施。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朱利安·陈：CCAMLR这个机构，它通过渔业管理来养护南极的海洋生物资源。

 

龙美诗：这位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创绿中心研究员朱利安·陈，也是历年CCAMLR大会的观察员。

 

朱利安：那片海域上的人类活动就几种，有渔业、旅游、科学研究和运输。所以南极真正开采性的活动就是渔业，它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就是通过管制渔业来保护南极海洋生态系统。

 

刘能冶：CCAMLR在1982年的时候成为南极条约体系的一部分，是一项专门针对南大洋，也就南极大陆附近海域，以及该海域内渔业和海洋生物资源的独立公约。

 

卡桑德拉：管理南大洋的是24个国家和欧盟，因此CCAMLR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公约，从渔业管理角度看亦是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态系统公约，是一个保护性公约，要求一切捕捞活动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系统为前提，不能危害捕食或食饵物种，捕捞活动必须考虑到生态系统和养护。

 

龙美诗：所以2007年中国加入CCAMLR时同意公约适用于南大洋上的所有捕捞活动，以下是大卫·鲍登在新西兰水与大气研究所的同事马特·平克顿博士。

 

马特·平克顿：CCAMLR的保护原则有三部分。首先是捕捞活动不可导致目标鱼群崩溃，其次是保护系统中与目标捕捞物种相关联的其他物种，最后是确保捕捞活动的影响在未来20至30年内是可持续、可逆的。

 

卡桑德拉：因此CCAMLR被认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先行者，他们允许捕捞，但各国必须先提出捕捞申请，并且发出通告，然后，该通告还必须得到25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批准。CCAMLR的决策基础是协商一致。因此基本上需要所有国家都同意才能开展渔业捕捞，否则就不行。我认为目前为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约管辖区域的渔业发展。各国必须证明…至少法律明文是这么规定的，证明自己的渔业活动不会损害环境。

 

龙美诗：绿色和平组织的弗里达·本特松也是CCAMLR的观察员。

 

弗里达·本特松：所以CCAMLR科学委员会内部有不同的工作组负责研究不同的问题。例如，关于磷虾捕捞问题，科学委员会会根据总生物量、触发水平以及可捕捞总量给出建议，然后由成员国通知本国的渔业利益集团以及将在具体海域从事捕捞活动的船只。和在其他渔场作业一样，所有渔获必须上报CCAMLR秘书处。如果某些海域达到了特定的触发水平，那进一步的捕捞活动将会关闭。

 

龙美诗：CCAMLR一直以来都发挥着监督的作用，负责根据可持续捕捞量向捕捞国家发放许可证，但近年来科学委员会正在鼓励使用另一种有助于可持续捕捞的工具。

 

卡桑德拉：公约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在封闭区域内开展养护或科研活动。

 

龙美诗：正如卡桑德拉·布鲁克斯所说，CCAMLR有权关闭部分海域，并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该区域的所有捕捞活动，这就是所谓的“海洋保护区”。

 

卡桑德拉：所以海洋保护区是他们的法律工具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CCAMLR内部对海洋保护区的讨论都还很少。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海洋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强有力的工具，这也是促使这个话题真正开始被人们所讨论的原因。

 

龙美诗：随着南极生态系统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许多西方环保人士呼吁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

 

卡桑德拉：我做过很多与南极海洋保护区相关的工作，它们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生物多样性工具。数以百计的研究表明，海洋保护区能够增加生物量和遗传多样性，它们带来的溢出效应甚至能促进渔业发展。

 

龙美诗：溢出效应是指鱼类种群在海洋保护区的庇护下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长，在保护区周围开展拖网捕捞的渔民就能捕获更多、更大的鱼。但马特·平克顿认为，这不是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唯一动机。

 

马特：例如南极一些地区的渔民使用延绳钓捕捞洋枪鱼，但虎鲸和抹香鲸已经学会了如何把鱼从钓钩上取下来，所以这显然不利于捕捞，也违反了CCAMLR的保护原则。所以建立海洋保护区的一个有力的论据就是，应该把虎鲸的觅食区和捕捞作业区分隔开，以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另一部分就是了解这些系统。所以我们考虑隔出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生态系统过程的区域，利用海洋保护区来研究气候变化对该地区生物的影响，与开展捕捞的区域进行对比。

 

卡桑德拉：所以那么多工作都表明，海洋保护区能够十分有效地保护生态系统。除此之外，面对环境的变化——我们在全球范围，尤其是极地看到的环境的快速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保护区确实可以提高系统的恢复能力。很明显，一个保护区不可能阻止气候变化，这根本不可能——我们需要各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来阻止气候变化——但海洋保护区可以强化这一系统，增强其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龙美诗：CCAMLR2009年批准设立了首个海洋保护区，这片近1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位于南奥克尼群岛附近，靠近南美洲的最南端。截至目前，环保者取得的最大胜利是2016年建立的罗斯海海洋保护区，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约为印度国土面积的一半，位于罗斯海湾，是南极靠新西兰最近的一部分。

 

但这个庞大的保护区并没有得到CCAMLR成员国的一致投票通过，有两个国家一直反对这一想法：中国和俄罗斯。作为CCAMLR的最新成员，中国为何如此反对建立这个海洋保护区？

 

刘能冶：我认为中国在南大洋海洋保护区问题上的立场相当一致，也很明确。中国认为CCAMLR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没必要再引入禁捕保护区。

 

龙美诗：正如刘能冶所说，中国代表团认为CCAMLR的许可和监督系统运作良好，他们或许是对的。过去20年间公约管理区域的磷虾种群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远离海岸的磷虾栖息地变暖，磷虾不得不集中到温度较低的近岸水域。

 

公约的许可和监督系统被称为是对海洋资源进行的“可持续”或“合理”使用。尽管中国认为该系统运作很好，但像绿色和平组织的弗里达·本特松这样的环保主义者却认为气候变化改变了一切。

 

弗里达：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海洋，让海洋应对并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就需要把更大的海域保护起来。没有保护，何谈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开采。这个问题必须双管齐下，但现在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方面，觉得可以一边捕鱼一边对海洋进行可持续治理，或者说只需要管好海洋里的东西就行了。

 

卡桑德拉：所以中国等国为捍卫捕捞权而提出的合理使用并不能准确代表CCAMLR公约的内容。CCAMLR公约认为养护是强制性的，但可以包括合理利用。合理利用的定义是：可以捕鱼，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这句话指的就是，你可以捕鱼，但必须考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能对生态系统造成20到30年内不可逆转的破坏。公约就是这样说的，后来被解读成捕捞权，原文绝对没写捕捞权。我甚至采访过很多帮助起草CCAMLR公约的人，就是他们撰写了合理使用相关的描述，他们的本意肯定不是捕捞权。但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大家对法律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中国是公约的最新成员，完全有权利参与决策。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未参与公约制定，甚至没有参与早期关于海洋保护区的讨论。所以其他成员国确实有必要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加入公约的国家更好地沟通，帮助他们了解公约历史，以及作为成员国的责任。

 

龙美诗：这可能是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中国最近才参与南极事务，没有参与规则的制定。他们开始对南极渔业感兴趣的时候，其他国家已经确定好可以捕捞的鱼类和区域了。所以中国是带着不同的期待加入CCAMLR的。

 

朱利安：中国加入这个委员会，他的主要出发点是渔业方面的兴趣。因为磷虾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蛋白质资源，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中国希望能够掌握开发这项资源，他本身就是在渔业部门的推动下加入了这个机构，所以当你了解他的目的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如果设立海洋保护区是为了限制渔业，那他会是一种抵触态度。

 

龙美诗：对委员会职责的这种不同的解读在2019年10月下旬举行的CCAMLR大会上再次凸显出来。大会连续第八年接到了在南极东部面向印度洋的海域建立一系列海洋保护区的提案，这些保护区旨在保护企鹅的觅食地，并为科学家研究源自这些寒冷海域的洋流提供空间。另一项提案建议在智利南端附近的威德尔海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两项提案都未获得通过，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反对。但刘能冶认为，我们不应该只看新闻头条就指责是中国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刘能冶：如果说这次海洋保护区谈判是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从环境角度看，提案没有通过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如果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每隔几年都会有一些进步。

 

我估计，中国还是会像在罗斯海保护区的谈判过程中那样，最终支持这些保护区提案。但这需要时间，谈判过程中所做的妥协也会不一样。

 

龙美诗：所以中国希望有什么样的妥协？其中一项建议是给保护区设置时限。

 

卡桑德拉：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可能希望限制保护区的设立时长来保护其未来的捕捞能力。所以这已经众所皆知了。我认为这可能对中国这样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国家比较有吸引力。

 

龙美诗：在最初的提议中，罗斯海保护区本来是永久性保护区，但在中国等国的压力下重新协商确定了35年的保护期限。针对其他海洋保护区提案，设置有限的保护时长也是讨论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保护团体与合理使用支持者之间的妥协。而且海洋科学家马特·平克顿认为这在科学上也有道理。

 

马特：不断复审海洋保护区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气候变化确实正在发生——我们看到了南大洋气候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继而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如果你设置一个保护区，又没有能力改变它的边界，随着知识或气候变化影响的积累，设置这个保护区可能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所以最好是灵活一点，可以根据知识以及当地生态系统气候的变化对海洋保护区进行调整。

 

龙美诗：中国不愿意支持新建海洋保护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需要投入更多工作来制定详细的监测计划，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保护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此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CCAMLR会议上，中国不同意建立新的保护区，而是提出了一项更有力的研究和监测计划。

 

刘能冶：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七份工作文件，其中三份是关于罗斯海保护区以及CCAMLR所有保护区的研究和监测计划。因此，即使大会没有通过海洋保护区提案，但我认为相关讨论还是很有建设性、很有趣的，因为至少就我所知，中国代表团反对海洋保护区是非常有理由的。已经获得批准并于2017年生效的罗斯海保护区应该有非常详细的海洋生态系统基线数据，然后能够依此制定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计划。

 

龙美诗：中国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对现有区域的监测能力，充分利用这些保护区所能提供的数据，而不是为了实现全球保护目标而新建海洋保护区。像大卫·鲍登这样的科学家经常到罗斯海考察，他们已经准备好配合监测这片辽阔的海域了。

 

大卫：我们必须找到可以多年重复进行监测的点，每年去监测同样的东西，这样就能做科学研究、计算数值，然后说：“是的，这就是保护区成立以来发生的情况。”但考虑到保护区的大小，这项任务相当艰难。

 

龙美诗：但大卫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这些海洋保护区就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脆弱的水下世界。

 

大卫：我认为罗斯海保护区就能完美地证明国际社会只要想做就能做好。我们作为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证明它的价值，让它自己告诉世人正在发生的故事。

 

龙美诗：展望明年的CCAMLR会议，刘能冶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同意在南极东部设立海洋保护区。

 

刘能冶：明年是非常好的时机，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将首次在中国举行。所以这对欧盟和澳大利亚而言将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可以说服中国支持他们在南极东部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提案。因此我认为明年会有进展，这是我的预测。但我认为我们真的应该把此次海洋保护区的谈判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只是非常悲观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海洋保护区的批准工作，这没什么用。

 

龙美诗：目前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谈判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和世界在养护及可持续性问题上的态度。很幸运能有CCAMLR委员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各国达成相互尊重、富有成效的共识提供了平台。

 

马特：CCAMLR是科学与政治通力合作的完美例证，委员会向来愿意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并且吸取他们的意见。这个组织完全以科学为中心，比世界上其他很多组织都好很多，但它肯定也逃不过地缘政治的拉扯。不过好在CCAMLR以科学为沟通媒介，可以确保大多数决策都有强大的理性基础。对话非常值得尊重，我认为这对全球渔业管理而言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模式。

 

龙美诗：最初签署《南极条约》的12个国家就南极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达成的一致愿景正遭到一些成员国的质疑。气候变化让人类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极地水域，虽然大型海洋保护区可以提高受威胁物种的恢复能力，但各国都有自己的议程。只要CCAMLR以科学作为沟通媒介，就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榜样。

 

南极是全球共同财产，是一片四面环海的中立大陆。那么如果同样的国家在地球的另一端相遇，会发生什么呢？北极这片基本上被主权大陆包围的冰冻海域也同样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北极不是共享空间，国际条约和公约不能在这里发放捕捞许可。这是一片极具争议的地区，也是领土争端的热点。那么中国在北极有什么野心？敬请期待《中国的极地前沿》第二部分。

 

 

《中国的极地前沿》由龙美诗主持，罗况闻与中外对话联合制作，克里斯·伍德合成。

 

感谢所有嘉宾为我们揭开这个复杂的问题，感谢唐建业博士、Richard Steiner博士、Rasmus Bertelsen博士、Margot Stiles博士、Kim Yeonsik、Candace Newman博士和Alf Hawkon Hoel博士。你们的声音虽然没有出现在节目中，但你们的访谈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话题至关重要。感谢Matt Walsh和Jill Baxter的旁白，感谢亚历山大·莫贝森提供的前奏音乐，弹奏这些音乐的乐器均由回收废弃物制作。还要感谢Mark Roberts提供的北极声效录音，感谢“可持续亚洲”团队全体成员：Bonnie和Heidi Au、Josie Chan、Crystal Wu 和Jill Baxter，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个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