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及其所带来的威胁于1988年被首次提出之后，很快便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从那时起，反对派和环保运动人士便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几十年过去了，反对环境立法的美国人仍然不肯罢休。而气候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也不得不忍受着来自他们的诽谤，不得不面对媒体和法庭捍卫着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之间就气候问题所展开的激烈冲突，以及相互间的诋毁和不信任已经波及到了学校，影响了课堂上的正常讨论。
在学校是否应该讲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让美国各地一些政治上趋于保守的家长感到不安。化石燃料燃烧后排放出的气体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然而，一些自称对气候变化持怀疑观点的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个共识发起挑战。不仅如此，对于学校的科学课是否应该讲授相关研究成果，他们现在又提出了异议，除非批判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反方观点也被纳入到这门课的教学中（对这一理论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只占3%）。
茶党运动中的
怀疑论者对教育工作者非常不屑一顾，要么觉得他们不过是在小题大做，要么就是给他们贴上了“变暖论者”的标签，认为他们是在“危言耸听”，为的就是吓唬学生，好让学生接受绿色环保主义。一些门外汉则对科学课的教案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出于政治平衡的需要试图在教案里增加一些内容。措辞的每一处变化，否定论者都要讥诮一番，说这不过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已。如果“全球变暖”一词改成了“气候变化”，很多人就会认为这就是默认了温度并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呈现上升趋势。教育工作者和气候怀疑论者都自认为是在保护学生，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被政客的说辞所左右。
对科学课的老师进行劝阻或者恐吓，迫使他们放弃讲授有关气候变化的内容。这种情况在美国的中小学并不鲜见。最近，由全美科学教师联合会（
NSTA）组织的一项
网上调查显示，中小学科学教师中有82%的人曾经遇到过对气候变化表示怀疑的学生，还有54%的人在课堂上讨论过全球变暖问题后，不得不面对一些家长的过激反应。大约有36%的人表示，他们在讲课时会尝试着对“两方观点”都有所交代。
而石油开采业愈加发达的地区，政治筹码似乎也就越重，当地学校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南达科塔、田纳西、德克萨斯、犹他等州的立法当局就提出议案，要让“政治宣传”远离课堂，并强制要求授课内容中必须包括除了人为因素之外气候变化的“其它理论解释”。
这项新立法大部分都是照搬美国立法交换委员会（
ALEC）编撰的一系列样板议案中的措辞。该委员会是一个由
企业注资成立的倡导组织，其宗旨就是反对政府出台重大的环境法规。而他们的这种做法还得到了美国企业竞争力研究所（
CEI）的鼎力支持。该研究所主张政府的政策应该本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CEI成员马特·帕特森认为，气候变化不过是大众的“集体幻觉”。
他还警告说：“很有可能某一天这些气候变化教的信徒会说服我们背弃政治、经济、科学中那些曾经让我们变得强大、变得富裕、变得健康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
2011年5月，南加州当地的一位校董因为对计划开设的环境科学课的“自由主义教条”感到不安，因此，尽管所有这些观点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他依然坚持
洛斯阿拉密托斯中学在这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要“综合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我在校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替社会上的保守派说话，我对全球变暖不感兴趣，”这位名叫杰弗瑞·巴克的校董解释说：“老师想要开（这门课），而我们则希望对他们教授的内容进行监督。“
争论涉及的这门课是环境科学预修课程，是经过加州当局批准的。其它很多中学已经开设了这门课，并没有遇到任何的反对。一项对争议课程进行特别监管的新政在出台仅四个月后就被有关部门撤销，这让多数教师都松了一口气。洛斯阿拉密托斯中学自然学科教研组组长凯瑟琳·科瑞在一份电邮中这样写道：“校董事会让我们只管专心上课，这才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
虽然美国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崇尚学术自由，但是，这个观念却并没有使公立学校受到影响。选举产生的当地校董在学校里呼风唤雨。而不论是终身教职，还是职务保障都无法为教师提供工作保障。另外，也没有联邦政府批准的全国统一课程这一说。而这些新的准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将气候变化的教学工作纳入其中。
华盛顿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
亨利·韦克斯曼议员曾敦促美国能源部部长
朱棣文，要求他尽快采取行动，在全国开展气候变化教育。韦克斯曼不无担忧地说道，“在煤炭、石油行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影响下，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已经开始动摇，而质疑之声却扶摇直上。”
自然学科教育受到政客的挑战，这让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无助。而这些政客或许就是那些收受了能源企业大量竞选献金的人。用气候变化做幌子分裂选民阵营已经成了民粹主义候选人的一种通行手段（这一情况在今年这个选举之年更加突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里克•圣多伦就是一例。在4月10日退出总统竞选之前，他曾说：“全球变暖在我眼里不是气候科学，而是政治科学！”而这句话也为他赢得了大量的掌声。
圣多伦还诉说道，“环保主义激进分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来服务地球的。”他还出言贬损自己的党内竞争对手，认为 “他们说人为导致全球变暖是科学，然后他们还说有补救的方法，这两点都是胡说八道。”
中外对话采访了一些公立学校的师生。而在这样一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氛围里，他们都不愿公开谈论他们的气候变化课。一位密歇根州的老师则讲述说，她所带的初中班上，就有家长抱怨说讲授的内容失之偏颇，“他们认为，‘全球变暖’并非人类引起的。这种说法都是自由媒体凭空捏造出来的。”
媒体在报道科研动态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存在夸大事实或过于简化的问题，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产生了误解。异常变量被一些人大张旗鼓地当成了与理论相悖的数据，甚至连科学方法本身也受到了质疑。“全球变暖这个话题被过度炒作了——就像
Y2K（2000年的“千年虫”） 问题引起的计算机恐慌，或者像
猪流感一样。我根本不信那一套。”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少年不耐烦地说道。
加利福尼亚蒙特利的一位生命科学老师帕特里克·雷说，他在与学生讨论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发现，“我的学生里，即便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大多数也是父母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大部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保持怀疑态度，并且非常容易受网络上虚假信息的影响。”尽管标准教材的内容太过艰涩，大部分学生都无法理解，但是，雷还是对其中的科学词汇仔细地进行讲解，而不是像很多教师那样，用“愚笨的讲义”作为补充教材来打发学生。这些花里胡哨的教学材料通常都是从一些专业网站上下载下来的，从视频教程到碳足迹竞赛不一而足。
美国学校发给学生的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中，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机构、
探索频道、以及
McREL这样的非营利教育机构或私人课程顾问编撰的。著名的保守派智囊机构
哈特兰研究所的詹姆斯·泰勒则认为，有关气候变化的课程材料都侧重于“停止能源生产和打击科学异见”。而
太平洋研究所的
皮特•格莱克近期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并泄漏的电子邮件显示，去年，一位煤炭行业顾问曾受雇于哈特兰研究所，专门从事儿童教材的编撰。其内容就是强调在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污染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争论。
然而，一些宗教团体也采取这种方式反对环保主义。那些让孩子
在家中接受教育（即家长或家教在正规学校之外的地方为孩子提供教育）的家庭中间，
康沃尔联盟出品的系列教材——“
抵御绿龙”就非常受欢迎。在这些家庭看来，美国前副总统
阿尔·戈尔2006年制作的获奖纪录片《
难以忽视的真相》简直就是一剂毒药，而这套教材恰恰就是一付解毒良方。
由于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开设了生理和进化论方面的课程，因此，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信仰冲突的影响，一些家长通常会选择退出。（尽管一些州并不要求家长到主管部门报备，但是据全美家庭教育研究所（
NHERI）估计，目前有2%、约两百万的儿童选择在家里接受教育。）
然而，宗教信徒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今年年初，曾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主持祷告仪式的
华理克牧师就
说服300位福音基督会的宗教领导人对环保运动表示支持。
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教堂之一
马鞍峰教会的华伦牧师坚定地说道：“让我们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且从基督徒的角度相信这个问题与我们有着莫大的关系之前，
要拿出让很多人都能信服的依据⋯⋯但是，从精神层面而言，我们应该珍惜地球。不论地球变暖的后果是否严重，也不论人类是否是罪魁祸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珍惜地球，”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
NCSE）也加入了进来。这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督机构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一边致力于在公立学校的自然科学讲堂上普及进化论，一边顶住压力，对那些试图在生物课中加入
创世论（宇宙、生命神造论）或“
智能设计论”（ 神造论分支）等内容的要求说不。
作为一家无党派、非营利性机构，
NCSE也开始对
气候变化相关教学内容进行监测。他们发现，教授自然科学的老师如果对圣经表现出了质疑，那么就常常会被扣上傲慢、自以为是、甚至反美的帽子。
NCSE项目主管马克·麦克卡佛雷对中外对话表示，“首要的任务是，我们在自然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但是，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已经开始走向了两极分化，并且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而气候变化理论所展现的悲观、无望的前景则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温升高的内容常常会使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悲观，结果就是导致他们完全背离了美国人的那种无所不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实际上，新的心理学名词——
环境变化恐惧症描述的就是这种眼看着地球走向毁灭却无法阻止的无力心态。
“人们指责环境教育是导致环境变化恐惧症的原因。一些家长还埋怨说这些课让年幼的孩子变得情绪低落，”麦克卡佛雷接着说道，“如果讲授得法，科学课的重点应该放在传授解决方案上。可是，环境科学很复杂。它既是一门跨领域学科，又是一门交叉学科，还要借助复杂的数学推导进行预测。而且，它也不是科学课里必讲的内容。所以，就越来越受到忽视。而让我们担心的是，选修气候变化相关课程的学生少得可怜。这个问题需要加以关注。”
一位名叫拉尔夫·克鲁索的退休中学教师坦诚地说道：“近些年来，为了提高我的学生在加州标准数学测试中的成绩，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讲有关环境的内容时就不怎么下功夫，全靠组织校外参观学习或者课外活动打发。”
气候教育联盟（
ACE）的科研人员丽贝卡·安德森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说：“应试教育常常会让老师感到巨大的压力。”气候教育联盟是由风能企业
奥瑞安能源创始人、加利福尼亚人麦克·哈斯创立的。这个组织在三年里通过组织课外活动接触了上百万的青少年。
“老师在教授这些敏感课题时需要一些指导，”安德森说道，“ACE能够保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扎实的科学依据。政治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我们要让年轻人都能够学到这门科学，因为他们才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一代。我们鼓励所有学生都要做到‘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让气温不再升高。一件小事谁都能做得到。”
政治上的针锋相对干扰了教学。全美科学教师协会（
NTSA）主任弗朗西斯· Q·埃贝勒对此很是愤怒。他指出：“公开辩论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会说一些毫无根据的话⋯⋯但是，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却是以我们的所知所见，以及数学建模为基础。气候科学建立在建模和预测的基础上，并非总是那么直观。事物都有多“面”性，并不是非黑即白。不仅要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理论还要经过不断地验证和不断地完善。对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进行变革也是经过了20多年的积累才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举个例子，板块构造论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逐渐成为了主流学说的。照我看，与不久之前相比，气候科学如今的争议已经少多了，”埃贝勒补充说道。
此话不假。最近一次的
美国气候变化舆情调查显示，如今有62%的人相信有充分证据证明地球平均气温一直呈上升趋势。虽然统计数字有所上升，但是，却几乎感受不到人们的紧迫感。长达十多年的否定让人们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长期解决方案。而多数科学家都是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除非哪天政客打上门来，寻衅滋事。
而那些主动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科研人员却成了人们眼中让人害怕的怪人。
迈克尔·曼恩因提出
“曲棍球杆”曲线而闻名。这条标志性曲线很好地展示了全球温度的上升。而曼恩却被全球变暖否定论者戴上了镣铐，说他为了让温度数据符合自己的理论而对其进行了修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的曲线成为了主流气候学家和诽谤者之间相互仇视的象征。虽然针对曼恩的多项调查为他洗脱了罪名，但是，诽谤他的人却不愿放弃寻找他罪名的努力。
三月初，
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总检察长肯·库钦尼利提出的对曼恩所有的研究笔记、手写备忘录、以及私人邮件进行审查的要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一判决具有标杆作用。他认为：“如果学术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话，那么，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应该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而不用担心政府在他们背后窥探。”
简•麦克贾克：曾任《独立报》记者，一直从事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地区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的报道。
翻译：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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