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缪尔信托基金的迈克•丹尼尔斯认为，在苏格兰狩猎鹿群无可非议，但采用“唐顿庄园”式的贵族狩猎方式，只能使环境问题不断继续下去。

马云的苏格兰猎鹿之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也触到了苏格兰环境保护人士的痛处。但有意思的是，苏格兰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如何保护濒临灭绝的鹿群，而是如何控制鹿群的数量，减少其给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

鹿群带来的影响非常广泛。去年苏格兰议会乡村事务委员会就“鹿群对自然遗产造成的破坏”展开了正式调查。

苏格兰鹿群庞大的数量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这里曾经拥有大片茂密的原生林，给各种各样的生物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栖息地。而如今，森林的覆盖面积仅为4%。山上光秃一片，再也见不到连片的天然林地（整个苏格兰的连片树林也不过几公里）、茂密的山地灌丛和葱郁的河边树林。这是成千上万只鹿不加节制地觅食带来的后果，而仅剩下的一点树林也在逐年缩减。

马云在为自己参加苏格兰高地的狩猎活动辩护时说道，“因为缺少天敌，许多野生动物的数量疯涨。”苏格兰鹿群的情况确实如此。过去，因为有狼和猞猁等天敌的存在，鹿群的数量始终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但如今这些天敌几乎已经被猎杀殆尽。

但马云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如今苏格兰狩猎俱乐部才是促使鹿群数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苏格兰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巴尔莫勒尔式的狩猎活动。这种狩猎方式起源于女王在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避暑庄园。在这狩猎模式下，一年中，人们只在不长的一段时间（从八月到十月，即英国上议院夏季休会期间）里狩猎，捕杀的鹿群数量也非常有限（主要是成年雄鹿）。而平时，狩猎庄园则会刻意地鼓励鹿群数量的增长，从而保证客户在狩猎季能狩猎到足够多的雄鹿。

这类大型狩猎庄园拥有豪华的宅邸，配有忠实的私人狩猎助手（即猎场管理员和狩猎向导），并且生活奢华；这一切都被当今的地主富绅阶层和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贵一一效仿。

这种狩猎文化流行很广、经久不衰，所以苏格兰大部分狩猎俱乐部至今仍沿袭这一模式，并在世界范围内招揽有钱的客户，马云就是其中之一。

从过去上议院的地主富绅到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达官显贵，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下，苏格兰的狩猎权一直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为了保护雄鹿，人们对狩猎季的时间进行严格的限制，同时政府也很难参与鹿群的管理。狩猎权与土地捆绑、政府甚少干预、再加上鹿群没有天敌，这些因素导致苏格兰高地上马鹿的数量从1967年（第一次普查）的约20万头增长到如今近40万头，给当地的原生林和林中的各种生物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如今，苏格兰不仅是欧洲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鹿群生态管理体系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两者之间的联系绝非偶然。

要求改变鹿群生态管理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最近几十年里，这些大型狩猎庄园业主的身份变得更加多样。如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苏格兰国家基金会和约翰·缪尔信托基金等非政府自然保护组织买下了一部分“传统”庄园，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开始减少鹿群数量。一些拥有土地的国家机构（如林业委员会和苏格兰自然遗产署）和开明的私人业主也在努力控制鹿群数量，保护环境。

这种从大众而非单纯的私人利益出发管理鹿群数量的行动，与许多新兴委员会的提议和苏格兰议会的报告不谋而合，这些提议和报告的内容涉及气候变化、林地扩张、泥煤田恢复和土地改革（当然也包括鹿群造成的破坏）等领域。

然而，实践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国家机构和心系环保的私人业主开展的减少鹿群数量的工作遭到了传统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一场口舌之战就此爆发，地方和全国的媒体成了主战场，反对者抨击那些试图将鹿群数量控制在可维持范围内的人士，说他们是在“屠杀当地标志性的鹿群”，而且他们的行为还威胁到了猎场看守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

所以，马云事件中真正引发环保争议的并非他在苏格兰狩猎鹿群这一行为，而是他选择了错误的狩猎方式。他所选择的这种贵族狩猎方式为了保证狩猎活动的质量，会刻意保持鹿群庞大的数量，殊不知却会给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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