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正在为第四座核电站的公民投票前景展开白热化的争论。这座电站目前正在建设，但下一步的工作有可能被叫停。

争论的焦点在于：一方面，在台湾这样一个地震活跃的岛屿上，核电站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与福岛核灾难类比）；另一方面，若彻底摆脱核电，台湾在电价和供电的可靠性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台湾长期争论的主题已经变成了公民投票进程的合法性，以及马英九政府在公民投票的问题设置上是否可信，这显然严重离题了。

但是，这个争论中有一点没有涉及到：无论从能源安全还是打造未来出口平台的角度来说，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给台湾带来的收获都比死守核电更大。我们赞同简锡堦的意见，但坚持认为台湾应该遵从的典范不是丹麦，而是台湾自身。

台湾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三大“支柱产业”：半导体、平面板示器和个人电脑。如今台湾应该利用早期发展中完善的制度和企业战略，准备建立第四个支柱产业，即已经取得较大成功的太阳能光伏及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向大陆学习

对台湾来说，此类发展战略的榜样近在咫尺。就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努力也最专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行动，这一行动依靠的是一个格外成功的产业政策。可再生能源产业曾经长期被当成儿戏，但从2005年前后，中国开始下定决心促进其发展。中国一个接一个打造成功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先是风能、接着是太阳能光伏，明天可能是集中式太阳能发电（CSP），不断推动以“绿”色能源形式来平衡和补充对“黑”色煤炭和石油的需求。

大陆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其背后的动力就是必须确保能源安全，不能依赖从动荡国家的燃料进口。中国不但将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也将其绿色发展“模式”输出到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还被德国（如其非核化的“能源转型”）等发达国家效仿。

中国大陆对台湾核电争论的能源模式榜样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大陆不仅有有效的能源政策来支持可再生能源等新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且在促进电网大幅升级方面也非常成功。大陆通过对IT（智能电网）和高压远距离HVDC输电线路（大容量电网）的巨大投入，可以容纳各种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输入。

老化的核技术

相比之下，台湾目前还在核电的争论上纠缠不清。核电早已被德国和其他国家摒弃，但台电和一些台湾大企业对能源未来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认为可再生能源价格昂贵又不可靠。然而，大陆却很清楚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台湾的核电产业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使用的都是如今早已过时的美国技术。在台湾目前已有的反应堆中，四座是通用电气的沸水堆，两座是西屋公司的压水堆（PWR，就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的那种）。这些反应堆的设计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台湾在建的第四座核设施——龙门核电站（位于新北市贡寮区）将包含两座135万千瓦的改进型沸水堆(ABWR)，其来源仍是通用电气—日立联盟（反应堆）及三菱公司（发电机）。

尽管改进型沸水堆属于第三代反应堆，但除了工程承包商参与反应堆的实际建设之外，台湾几乎无法对技术有任何贡献，或得到任何收益。毫无疑问，美国方面曾经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确保台湾继续使用美国制造的核技术。这也正是核电与“台湾优先”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比较中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以成功的新竹模式的扩大化为基础，而新竹模式正是台湾高科技产业成功的支柱。这一战略与台湾蓝绿两大阵营的都大不相同（国民党的蓝营持亲核立场，而民进党的绿营则反核），关键在于将能源问题纳入台湾的产业战略之中。

太阳能电场构想

为了阐明构想，我们假设台湾当局今天就宣布在五年内完全消除整个核电产业，并用一系列集中式太阳能发电厂（就是用大片太阳能板收集太阳能，并将其储存在熔盐等导热流体内）取而代之。但有人会提出很多质疑：这会扼杀台湾的光伏电池产业；其成本会极为高昂；这也非常不可靠，因为只有在有太阳光或吹风的时候才会有电，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台湾的集中式太阳能发电只需要寥寥几座以熔盐技术来蓄热的发电厂，面积不超过125平方公里（相当于周长11公里的区域），这与32260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以及目前岛上高科技园区的面积相比，完全是九牛一毛。

利用熔盐蓄热技术的集中式太阳能发电厂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目前台湾所有核电设施的发电能力，而且是全天候不间断发电（目前的技术可以让用于发电的热能最多储存30天之久），这种方式比目前的核电站可靠了无数倍，也安全了无数倍。按照由来已久的产业发展方式，台湾如果采取集中式太阳能发电技术，将降低其技术成本，打开广阔的全球市场，与此同时大大减少全球的碳排放。

新的绿色产业模式需要的不仅是对新产业（如光伏、LED和电动汽车等）的大力促进，还要催生一个国内市场，作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实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