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讨论重心，不仅要确保大家能够听见环保主义者的呼声，还要确保实力相当的经济增长派的声音也能被听见。这一点很重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所欠缺。”

 

迈克• 穆勒，南非水利专家、工程师、发展问题撰稿人，同时还担任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理事，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客座教授，全球水资源伙伴关系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项目组顾问等职务，早前还曾担任南非水利和林业部总干事。

近日，迈克• 穆勒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水资源研讨会上做了有关中国在非洲水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的报告。会议期间，奥利维亚•博伊德采访了他。

奥利维亚•博伊德（下称博）：您认为，中国已经打破了非洲水电发展的“投资阻碍”。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吗？阻碍是指什么？其原因又是什么？

迈克• 穆勒（下称穆）：人们对环境议题的高度关注使很多多边组织和双边协议在面对大型水利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都裹足不前。以国际河网、世界自然基金等组织为领导的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甚至从贷款政策上对其有所限制。世界银行对于此类政策有很详细的文件记述。很多组织虽然未作明文规定，但是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作为非洲重要的投资国，中国的出现开启了以中非双边互利为基础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双方将电力供给约束和通过水力发电解决这个约束作为合作的切入点。

而一旦找到了切入点，合作项目便纷至沓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恰恰证明了之前确实存在障碍的事实。一方面，有确凿证据证明投资阻碍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成功地打破了这些障碍。这件事的影响就是，其他一些多边组织，如世界银行驻喀麦隆的办事机构等纷纷放松了之前相当苛刻的投资条件，重新放开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

博：在您看来，投资阻碍带来了哪些影响？

穆：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使非洲价格低廉、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的水力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数据显示，非洲水力资源的开发远远落后于其他各洲。作为最明智的一种能源发展渠道，很多国家的水利项目之所以未能获得发展机会是因为这些项目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本国无力支撑，而多边组织又不愿提供支持，乌干达布加嘎里大坝就是一例。

布加嘎里大坝(在动工之前)就因此而拖了五年。在这五年中，当地的GDP因为电力短缺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而GDP下降对贫困人口比例造成的影响，贫困人口比例进而对婴儿死亡率造成的影响都有据可查。因此，我认为有理由说，就这个项目而言，阻止乌干达开发利用其最佳能源资源致使该国一万名儿童失去了生命。

博：您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虽然打破了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思维模式，但是却饱受指责。指责者认为中国侵害了当地利益、罔顾环境和用工标准、与腐败政权相勾结等等。这些指责是否是捕风捉影？中方投资带来的是否都是正面效应？

穆：我不这么想。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投资遵循着非常明确的规则。这些规则似乎可以解读为“我们将你当做伙伴，尊重你的选择和理念。”这样一来，当地政权自己如果对用工标准、环境标准、或者完工质量不上心的话，那么，就别指望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性能能够好。因此，在我看来，这样一来，责任就在于非洲各国及各国政府身上。他们首先要决定自己究竟想要得到怎样的结果，然后再探讨如何实现自己的初衷。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项目都毫无瑕疵。(非洲)各地都有中国铺建的公路。就我个人的驾车体验而言，其中一些公路的路况非常糟糕。但是，平心而论，在那些关注公路质量的国家里，建成的公路质量就很好。因此，我认为，这些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自身必须对合作项目的最终结果有所担当，不应撇清自己。与其总是将责任推卸到外方身上，不如多加自省，完善自我。而这种援助与成效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

博：对那种一门心思只关注环境的做法您一直有所指摘，担心一份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价会拖住项目的后腿。我想，对此，您的解决方案肯定不会是取消环境影响评价。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在环境问题和其他问题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呢？

穆：我认为，环境保护，或者实质而言就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化发展是应当优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环境影响评价其实应该是环境社会影响评价才对。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点，很多情况下将其中的社会因素抛之脑后。很少听到人们围绕项目的民生效益展开实质性讨论，听到的总是环境效益和环境影响如何如何。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讨论重心，要确保大家能够听见环保主义者的呼声，还要确保实力相当的经济增长派的声音也能被听见。这一点很重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所欠缺。

在我看来，布加嘎里大坝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博：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很多人都认为降低环境压力的办法之一就是化整为零，以小规模水利设施取代大规模水坝。您认为呢？

穆：证据表明，小型项目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不仅一点也不亚于大型项目， 往往更甚。小型水坝会使蒸发率提高，造成水资源不足，因而南非很多地区都禁止修建大量的小型水坝。我们知道，印度的情形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规模大小之争”完全跑题了。上千座小型水坝的影响更难于控制，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是什么优化方案。

最近我去了趟三峡。之前三峡大坝还在建的时候我就去过，这次去，三峡大坝已经投入使用。坦白讲，我认为，从规模、绿色能源生产数量、输配效率提高、防洪、经济效益、当地旅游业发展等方面来看，你不禁会对其成本和所带来的效益发出感叹。其成本效益是小型项目无法企及的。

“规模大小之争”虽然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从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方面进行讨论，并且确保这三方面协调并重才更加具有实质意义。我的感觉是，过去十年，中国在调整水资源管理的讨论重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果他们改变方向，过于关注环境的话，我反倒会觉得非常遗憾。如果连带影响了他们的合作国的话，那就更加令人感到遗憾了。

有意思的是，经验证明，中国对于关注点的调整使大坝与发展之争彻底发生了变化。反坝派如今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中国。他们不仅非常关注中国，还试图对其施加影响。然而，我认为，尽管我们对项目的质量问题提出警告，但是对于中国在非洲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我们还应表示赞赏。

还有就是，围绕中国政策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为其带来的众多效益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如果对这些政策不能善加管理，我们还要谨慎对待其有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是，其责任也主要在于非方。中方必须要求非方合作伙伴强化问责机制、承担更多的责任。

博：那么，您对中国投资者有什么要说的吗？也要求他们强化问责机制吗？

穆：当然，中方也需要强化问责机制。如果不明白的话，就想想后果吧，或者帮助你的非洲伙伴想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执行编辑。

翻译：东峻

图片来源：International Rivers  图为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尼罗河支流——特克泽河上由中非合资兴建的特克泽大坝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