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们说，现在中国的一些市长不批新项目，担心引发不稳，从而危及自己的名声和升迁的机会。”

 

谢勇堪称为一名先锋，因为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因为政府机构拒绝提供数据而将政府告上法庭的人。然而，他要求改变现状的行动却并非出于为了公众的利他主义，而是出于个人原因，是一种由绝望而导致的抗争。自从2010年以来，谢勇一直在为儿子的脑瘫而奔走，这种病不仅让孩子的癫痫不断发作，随之而来的医疗费用也在不断攀升 。谢勇坚信，儿子的病症是他家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有毒排放造成的。

谢勇和妻子马红梅家住江苏南通。 2008年他们的儿子谢永康降生，然而，孩子还未满百天，谢勇夫妇就发现儿子发育异常。小永康不能像其他婴儿那样笑，连听力和视力都有问题，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不断痉挛，无法缓解 。不久之后，小永康出现了瘫痪症状，最终被医生诊断为脑瘫。

在马红梅怀孕期间以及小永康出生后的头两个月，他们一家人就住在离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很近的地方。焚烧厂持续不断地排放着难闻的气体，但无论马红梅还是谢勇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上海新华医院诊断说，小永康的脑瘫并不是遗传因素造成的，而是在母体怀孕期间由环境因素造成的。

谢勇研究了焚烧排放和健康缺陷之间的关系，咨询了有关专家，并且了解到村子里其他夫妇也出现了早产以及死胎现象。在此基础上，夫妻俩得出结论，认为造成小永康脑瘫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垃圾焚烧厂及其持续不断的污染排放。

2010年，谢勇向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CLAPV)寻求帮助，这是一家立足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工作是为公民提供帮助，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环境公平。该中心认为谢勇的遭遇应该采取法律行动，并在谢勇的协助下开始搜集证据，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所有者——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这是中国第一宗因个人健康原因起诉垃圾焚烧厂的案例。2010年9月，案件的初审在当地法庭进行。谢勇提交的诉讼材料包括：表明附近空气中二恶英浓度远远超过规定标准的分析；记录焚烧厂工人和附近居住儿童身体状况的报告；以及体现二恶英和先天缺陷之间因果联系的科学论文等。然而，法庭驳回了谢勇的诉讼请求，让他到县法院起诉。海安县法院的审判在2011年5月进行，但结果是一样的。法院认为谢勇的诉讼证据不足，裁定其败诉。

败诉后，谢勇直接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他首先向海安县环保局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公开工厂的排放数据，他的根据是相关的法定权利（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请参见此处及 此处）。然而，环保局拒绝了他的申请，理由是公开数据将泄漏天楹公司的商业机密。接着谢勇又向江苏省环保厅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同样遭到拒绝。但谢勇决心继续把维权进行到底。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刘金梅等环保人士认为，谢勇的努力“表明污染受害者维权意识的日益提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像谢勇这样的受害者对他们面临的危险还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总体上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垃圾焚烧发电热潮

中国的首家垃圾焚烧发电工厂直至十年前才出现。1990年之前，中国的公共废物处理设施处理的垃圾还不到全国生活垃圾总量的2%。但那时无机垃圾的比例也很低。

过去二十年中国废弃物生产和处理的总体趋势迅速变化。如今，中国产生的垃圾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每年达到2.5亿吨以上。城市固体废物(MSW)的年增长速度为8%到10%，中国各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引入先进的废物处理办法。

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填埋方法占到一半，而焚烧的只占10%。官方数据表明，填埋处理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北京提高垃圾焚烧比例的决心也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全国性目标：到2030年，城市固体废物的焚烧处理比例将达到30%。

目前，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在中国已呈白热化趋势。业界和媒体纷纷宣传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时，中国将有300座垃圾焚烧厂投入运行。渣打银行集团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新建的垃圾焚烧设施中超过一半都在中国。

然而，关于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工厂数量的信息却非常罕见，尽管可以找到，获取却非常困难。专家和决策者在采访中极少会提到工厂数量，但他们的估计通常都在100座到200座之间。我在2011年进行了一次独立的严肃调查评估，我确定运行和在建的工厂 至少有155座。就在我整理数据的三个月中，很可能还有新的建设规划宣布。

中国最早的焚烧厂普遍采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炉排焚烧技术。但是，工厂经营者们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造成机械的给料很差，这是因为中国落后的垃圾处理方式事先把那些最容易燃烧的垃圾，如纸、木头和塑料都分拣出去，剩下的主要是有机废物，又没有经过成本高昂的预处理或助燃。除了技术壁垒，这些技术的高昂价格也让它们难以普及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在克服这些实际障碍的同时，中国政府环境技术本土化的努力也有助于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发展。新建的工厂主要采用了国内研发的设备，包括炉排和循环流化床(CFB)两个类型的焚烧炉。

尽管容量较小，但CFB焚烧炉的发电量与炉排炉差不多，而且在给料上更加灵活，还可以加煤助燃。因此，CBF焚烧炉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如今已经占据了中国城市固体废物处理的半壁江山。

中国有关城市废物处理的早期中央立法于十前通过，它是禁止私营部门参与的。这些措施旨在鼓励垃圾焚烧发电的发展，放松了国家控制，而同样的趋势已经在能源部门发生。但是，垃圾焚烧发电发展的主要催化剂还要算政府的慷慨鼓励。

垃圾焚烧发电在中国被列为可再生能源，这就意味着工厂产生的每一度电都能获得上网电价的照顾。就在两个月前，中国政府宣布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几乎是煤电价格的两倍。

这些补贴的效果是戏剧性的。中外垃圾焚烧发电厂商蜂拥而上，有的甚至赔本也要上，只是为了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许多废物处理专家怀疑中国政府官员们对此是否真正热心投入，担心他们只是要利用公用基础设施和财税收入来谋取私利。

绿色下的黑暗

中国大力推行垃圾焚烧发电政策的原因非常简单：城市既能消除日益严重的垃圾压力，同时又能获得亟需的电力。这个图景虽然很动人，却因为太美好而显得不那么真实。

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尽管被视为一种“清洁能源”，但实际上却有着黑暗的另一面。热废处理厂的排放法规要比发电厂宽松得多，按照法律规定，它们能够排放的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分别是电厂的四倍和五倍。

较新的工厂都安装了空气污染控制系统，但其使用和维护费用很高。因此，很多工厂都在没按规定安装废气过滤设备的情况下运行。与此类似，对其他高毒性副产品（如焚烧前滤出的废水和焚烧中产生的飞灰）的处理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废物处理管理法规的缺失。

谢勇家附近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营企业在其网站上吹嘘说采用了符合欧洲排放标准的先进污染控制系统，然而却没有给出任何细节。这种做法在垃圾焚烧发电开发商中很普遍。另一方面，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工厂的空气和水污染报道屡见不鲜。一些报道指出，某些工厂的二恶英排放量比美国的同类工厂高出24倍。

更糟糕的是，工厂的经营者们通常都要往焚烧的废物里加煤。在私下的采访中，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营者们承认他们的给料中煤和垃圾各占一半，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20%的上限。甚至还有煤占到70%之多的，这样一来，这些工厂实际上就成了小型的燃煤电站，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正在努力关停清理的对象。

最后，欧洲向垃圾运输者征收的垃圾倾倒费高达每吨132美元（840元），而中国每吨很少超过每吨16美元（100元），通常在每吨8美元（50元）上下。谢勇的儿子出生时，他家附近肇事工厂的垃圾倾倒费每吨为10美元（64元）。许多专家说，依靠如此低廉的倾倒费来获得良好的环境效益及其所需的费用，从技术上看是根本行不通的。

阴霾后的阳光

法规的不健全，政策的不对称，加上公共排放数据的不透明，让垃圾焚烧发电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有毒”的产业。注意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谢勇一个。

现有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们深受恶臭排放之苦，担心可能存在的健康威胁，从几年前开始抗议新项目的建设。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事例也发生在江苏省，上万名居民聚集起来抗议在他们村子里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截至2010年年中，至少有6家新工厂因公众反对而推迟建设。

出于某些考虑，中国领导层已经注意到这一警示。在采访中，政府官员们说，现在中国的一些市长不批新项目，担心引发不稳，从而危及自己的名声和升迁的机会。

在上述草根努力的同时，北京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NGO也在致力于用确实的排放数据来强化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公众反对力量。在历经要求公开可靠数据并遭到拒绝，反反复复五年之后，如今该组织正在探索建立独立垃圾焚烧发电排放监测站的可能性。

对谢勇来说，现在断言他是否能够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找到出路、获得梦寐以求的确切数据还为时过早，尽管他坚信这些数据可以证明工厂运行和他儿子不治之症之间存在更直接的联系。在其他道路都断绝之后，谢勇今年初决定将江苏省环保厅告到江苏省高院。审判预计在年底进行。

 “起诉环保厅是我的最后一条路，也是我要到公平的唯一一条路，”谢勇说。尽管他的官司还没有解决，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旁观者正拭目以待。

谢勇案是同类诉讼中的首例，凸显了中国垃圾焚烧发电部门亟需提高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群众反对也说明，持久的公众抗议或许是推动中国实现垃圾焚烧发电部门切实管理改革的最佳动力。



伊丽莎白·巴尔干，Emergence Advisors公司负责人。

翻译：奇芳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